篱苑图书馆——一个看得见风景的公益图书馆

北京怀柔的交界河村,一个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如果我们从京承高速的15号出口来到怀柔,可以去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慕田峪长城;比如我常去的三岔村野长城,看过何伟写的《寻路中国》的朋友对此地不会陌生;比如去山吧吃虹鳟鱼。

如果想去山吧大快朵颐的话,那么顺着X004路就可以,吃完后,再往里走一段路就是神堂峪景区,游客大多就在此地停留了,周围大大小小的农家院和饭馆也就此告一个段落。还想向前看看的话,交界河村已经不远了。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篱苑图书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李晓东先生设计的一个公益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特点不仅在于公益或者远在偏远的山区,而且还有它那独具匠心的建筑设计。

这个离北京城近百公里的图书馆更像是一个艺术作品,依山傍水,钢架结构,全玻璃外窗,建筑的四周以几万根的柴火棒环绕,既可以透光,也避免强光的暴晒。内部宽大的空间和错落有致的台阶设计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我无法言说刚进入图书馆的感受,反正大家都拿起相机嘁里喀嚓地乱拍一气。感谢管理员张大姐,一直陪着我们两个小时。

关于篱苑图书馆,有几点说明:

1 目前归交界河村委会管理。
2 还未正式开馆,乐观的估计也要在五一以后。
3 目测大约四五千册藏书,主题多样,但基本上以文史哲为主,通俗读物不少。希望来参观的朋友带一些书补藏。
4 图书还未分类,如果暑期之前未有义工帮助,我希望能够为其做点工作。关于如何分类,也请朋友们给些指点(不要在中图法、杜威或者国际十进制分类法甚至裘开明的汉和分类法中较劲了)。
5 该馆还有一些待完善的地方,比如未通电通水。


篱苑图书馆的外景

侄儿兴奋地跳了起来

篱苑图书馆内景

篱苑图书馆一角

同行的许博士向管理员张大姐献计献策,两手都要抓,还要硬

许博士是研究阅读和出版的,但最让我佩服的是她当年是北大山鹰社的主将,攀过6000多米雪山的。

我看着侄儿长大,如果想找寻我当年的影纸,看看他就可以了。


红配绿

此君情报学专业毕业,现在是奸商,即使在书堆里,还是奸商的德行。

假装都是读书人

其实就是读书人

读书的收获不仅在于读什么书,还在于读书的环境和红袖添香的氛围。

来张勾魂的

一个好的图书馆设计一定要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在这一点上,它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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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祝中华书局百年荣耀:梁启超与中华书局

按:昨天(2012年3月22日)是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日,想起自己对中华书局这个百年老店还有一些情分。2004年,我曾经和张洁老师合写了一篇《梁启超与中华书局》的文章(当年为了写这篇文章,看了几十本关于梁启超的书),发表在《光明日报》。重贴出本篇文章,向百岁的中华书局道一声:生日快乐!

梁启超与中华书局

近年来,众多近代文学研究者愈来愈着力于近代出版史研究,代表者如陈思和、陈平原等先生。这些学者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是和近代知识分子研究或其他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目的在于通过出版史中透出的信息揭示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近代出版界中,中华书局可谓翘楚,众多文坛名宿的鸿篇巨著由此流播社会、传于后世。在这些名宿中,有人更是选择中华书局作为自己泣血之作的终身托付之所,两者之间的信任和默契构筑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有的、感人的风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近代中国,以言论极大地影响全国,开辟舆论阵地者,首推梁启超。梁漱溟曾说梁启超一度将整个思想界造成了他的天下。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政治变革、思想启蒙及文化救国,投笔为枪是其最有力的武器,其著作可谓等身计。因此,对于这些凝聚他毕生心血的书稿,选择合意的出版局显得十分重要。中华书局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从成立之日起,便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梁启超一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梁启超选择中华书局,主要源于对于中华书局所出图书质量的看重,他曾对中华书局所出《四部备要》赞赏有加,称为“旷古所无”。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书局在作者群中信誉极好,恪守信用,从不拖欠,甚至可以提前借支稿酬。梁启超与中华书局渊源很深,除作者身份外,他是中华书局早期编辑所的成员之一,还曾于1916年当选为中华书局第六届董事。梁启超一生著述集粹于《饮冰室合集》,这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图书和刊物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解放前,中华书局共出版过梁启超的集本三次。1916年9月,《饮冰室全集》第一次出版,全集侧重于政论、书牍类文字。梁启超于6月手定,共四十册。至11月再版。翌年,又出缩本《饮冰室全集》,分订四十八册;1926年12月,《饮冰室文集》乙丑(1925)重编本出版,聚珍仿宋版排印,线装八十册。分为五集,第一集为戊戌以前所作,第二集居东瀛时作,第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迄最近作,第五集为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内容较以往几家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都丰富,但也还有些重要著作如《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未曾收入;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由其家属和亲友委托林宰平重新编辑。1936年1月《饮冰室合集》开始出版,林宰平编。计文集十六册,四十五卷,专集二十四册,一百零三卷,共四十册,一百四十八卷,七百七十余万字,4月份出齐。此次不同于以前梁启超所著集本,大都只收录政论、散文,文集附有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专集附门人笔记若干种。比较系统全面地编订了梁启超一生的著述。正如《饮冰室合集·例言》所说 “借可窥见作者思想之发展及三十年来政局及学术界转变之迹”。是目前能见到的收录最丰富、质量最好的一部梁启超著作的结集。比1926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多出一百五十篇、专集六十三种。其后陆续发行单行本三十余种。1989年,中华书局根据这个版本影印,装帧成32开精装12册行世。

20年内连续三次整理出版《饮冰室集》已属少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编辑们的认真与细致,系统概括了梁启超一生的主要思想著作,这比之树碑立传更有价值,梁启超也因此传文于后世,中华书局可谓居功至伟。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为争夺《饮冰室全集》的出版权,中华书局曾与商务印书馆口角相争,足以见出中华书局对于梁启超这部著作的重视。此年六七月间,中华书局在报上刊登发售《饮冰室全集》的预约广告,在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发售预约“梁任公先生编定《饮冰室从著》”48册的广告也刊载发布。为了表明自身对梁启超文集的出版拥有权,也为了暗示商务勿得搅局,中华书局采取了杀鸡儆猴的策略。当时适有普新书局刊行《梁任公文萃》一书,所收文章半辑自梁启超所办《大中华》杂志及《庸言》报。中华书局乃登报声明 对《庸言》及《大中华》拥有版权,将控告任何编选梁著的出版者。

商务印书馆并未为之所动,继续积极争取梁启超文集的出版权。他们得知,梁启超与中华书局就自办刊物《大中华》有契约,梁可以自己编纂文集,而梁启超因《庸言》报而借中华书局3000元,在还款之前,版权归中华书局所有。为了抢得出版权,商务印书馆多次上门与梁启超商谈,愿通过律师交涉,代偿梁启超向中华书局所借3000元以赎回《庸言》报权,或将《庸言》归于商务。中华书局当然不能坐视。1916年9月,书局负责人陆费逵为此特访张元济于商务印书馆,出示了《大中华》与《庸言》与梁启超所订的契约。陆费逵说“《大中华》文字,任公自刻文集,可以编入之说,契约上并未载明。当时系口头声说,王仰先含糊应允,将来总可商量,此时在法律上不能有效。为尊重彼此版权起见,最好彼此商托。商务必须采用《大中华》文字,须有相当办法。可作为中华特别允许。”而张元济则认为商务印书馆并没有侵犯中华书局版权的意思,梁启超自行编辑,与中华书局无关。当月24日,张元济紧急造访梁启超,梁启超出示了与中华书局所订的《饮冰室全集》合同,并称中华书局已经复信允许其自编文集及采用《大中华》文字。于是张元济请梁启超在中华契约上声明,系自行编纂,交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书局丝毫不得有所侵犯。梁启超同意照办。两人又谈到《庸言》报的事情,张元济认为如果赎回,商务印书馆愿为其交款。梁启超则认为不必,并称该报对于商务印书馆未必有用。最终的结果,中华书局的《饮冰室全集》和商务印书馆的《饮冰室从著》在9月同时出版。

除《饮冰室集》外,中华书局在其他方面也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华书局是梁启超自办刊物《大中华》的出版局,此外,中华书局发起的时局小丛书计划,也由梁启超主编。中华书局的启事里述其缘起说 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于吾国者甚大,不惟政治财政与有关系,即实业及社会上种种事情亦无一不视时局为进退也。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瞭然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现已陆续脱稿,四个月内出全。(《中华书局启事》《大中华》第一卷第一期)。除了《大中华》,梁启超还参与了中华书局印行的《改造》月刊的创刊工作,旨在“群性与个性之交融,思想及经济社会之改造,并介绍世界有影响之学说,发扬我国固有之文明”,成为传播新文化主要刊物之一。在创刊第一号上,梁启超亲笔题写发刊词。

梁启超的影响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方面来自“笔锋常带情感”、富有磁力的文章,另一方面则得力于中华书局这一出版媒介。学者和出版者的唇齿相依造就了利益双赢,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联手促成了更多的流芳百世的佳句杰作,大大地推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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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学术不端:一本《学术研究、写作与参考文献著录》

这两天,在看一本《学术研究、写作与参考文献著录》(Academic Reasearch, Writing & Referenceing,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8),作者是英国人Mary Deane,译者多名。本书的封面有这么几行字,肯定是中国出版方加的:

避免陷入剽窃们的指南
赴英留学生工具书
学术研究报告、毕业论文撰写必读参考书

最近韩寒和方舟子之战基本上接近尾声了。我的观点是方舟子是在用非法的手段去做合法的事情,我不耻于这种行为。虽然这次韩方之战方舟子失分不少,但他在以前学术打假方面还是贡献多多。对于学术不端,有些人是故意,有些人可能是无意,所以这本《学术研究、写作与参考文献著录》还是值得编辑和学术研究者一读的。

我摘录了四种情形供大家参考:


剽窃行为的形式


引用没有标注内容来源的网站的问题


引用维基百科的问题


引述文献的问题

借花献佛,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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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One书店北京开市

今天新加坡Page One书店将在国贸开业,据报道英文书将占65%以上。

在书店慢慢成为博物馆的时代,能够在国贸开一家书店,除了不怕死的牛A精神还真想不出什么可描述的词儿来。

看看Page One的官网,发现它只覆盖了10个城市,5个在中国,分别是香港、台北、深圳、杭州和北京。我去过香港时代广场的Page One,在二楼书店为标签的香港书市,能够在繁华的大商场,我也只看到他们一家,连厚实的三联和商务都做不到。但是这么多年来,二楼书店倒下不少,Page One却一步一步地走了下来,如果说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只能用书店中的奢侈品来解释了。

Page One能够存活近三十年(1983年创立),除了敢开在寸土寸金的商业区之外,还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记得的标签,它既没有像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这样的地标特征,也没有像女性、同性恋、宠物等主题书店特征,更没有那些书痴们钟爱的二手绝版书店特征,而且价格绝对是没有任何优势,那些穷酸酸、骚唧唧的读书人真喜欢坐上五星商场的电梯去装饰地像爱马仕店面的书店去看书、买书吗?

我想不通,如果真要找一个理由,可能就是它真是把书店当成免费的博物馆来做慈善了,副业是卖书。


图有其表摄于香港Page One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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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过偷书贼

我前几天在书社会做过一个调查:你偷过、窃过、撕过、剪过图书馆或者书店里的书吗?目前的结果如下:

参与的人没有我想象的多,Nalsi留言说看不太懂我的选项,但我还是要主观地认为很多人是有过此种行为的,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读书的成绩不好,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很喜欢看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经常看父亲的单位里的报纸,2X年前,北京发生了那个事件,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发现《光明日报》(印象中是,也许有误)用了100天,为前一年的那部红透中国的专题片《河@殇》(CCTV播出)挑了100个错误,那针针见血的评论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也许鲁迅说的“痛打落水狗”就是这个姿态吧。

这种情形给了我一个好奇,那就是我特别想看看《河@殇》的全部解说词,可是在那种情形下,是很难实现的。接着批判《河@殇》的专著陆陆续续出来了,几年后我有一次在山东的某小型图书馆就发现了这么一本,印象中还不薄。让我特别高兴的是,这本书竟然有《河@殇》的全部解说词作为附录,我现在觉得这就是标准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当时的第一意识就是要将这本书占为己有,现在已经忘记了如何谋划这个计划及诸多计划的不可实现可能,最终的结果是我将解说词用小刀给切下,偷偷带出了图书馆。

这个不道德的战利品让我兴奋了一小阵子,虽然现在它已不知何处,但这段记忆却无法在我的脑海中抹去。也许是因为上帝希望我救赎自己,所以让我后来做了图书馆员。

顺便说一下,几年前,我逛北大周末书市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本《河@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9月),定价2.45元,我用了6元买下。

P.S.现在孔子的塑像出现在我爱北@京@敏@感@词,我忽然想起了这个专题片及关于它的图书在我身上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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