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村

走进这几处房子，发现两个孩子，问是否知道魏子淇的家，大一点的孩子说我就是他的儿子。我接着问他：你是魏嘉吧，他说是。小一点的孩子只有三岁，是一个中美混血，他的母亲是一个美国人（听口音像），通过魏子淇也租住了这里的房子，不过并不常来。他的母亲告诉我，是她的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她指了指对面的一处房子，——那是何伟和眯眯合租的房子。

魏嘉

这位住在东四环的女士和她的儿子说着一口比较标准的中国普通话，但很明显的是，她有意让儿子和她说英文，但儿子总是用中文来回答她。我们说虽然来过三岔，但这次是看过她的朋友何伟写的《寻路中国》后特意来这里看看的，她说她看过这本书。当我说现在有了中文版后，她还很惊讶，我告诉她此书既有台湾的繁体版也有大陆的简体版。

魏子淇在房子的门口站着，我问他此书出版前你是不是已经看过，并且还主动删除了一些认为不合适发表的内容，他说是。他的话不多，但他的儿子魏嘉倒是非常的开朗，完全没有了书中描述的小时候生过大病的样子。魏嘉已经上初二了，他告诉我还在沙屿上学。何伟在书中记录过他上小学的情景以及对于中国教育的感想：“……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教育仍旧是非常管用的。魏嘉学到的技能不一定为我所看重，但是毫无疑问，他是为进入中国社会做着准备”。（p213）

何伟和眯眯租住的房子

我们接着去了何伟租住的房子，门半敞着，我敲敲门，没有人在，我就在门口往里看了看，里面的布置已经没有任何农村的迹象，虽然不豪华，但是够简洁、干净，并且带着一点洋气。房子的位置不错，而且也比较新，不知道他这十年来是否一直都是住在这套房子里。就要离开的时候，发现了一位村里的妇女，我们问她何伟在吗？她说不在，眯眯的岳父母这几天在。我们说起魏子淇，她说“我和魏子淇是一个宿舍的”，好幽默的大姐，就这样，魏子淇的一家三口我们竟然如此巧合的都见到了。

她和魏子淇“一个宿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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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爬长城了，在一个月前左右，我和几位约好昨天去爬长城，正好期间看了《寻路中国》这本书，决定去怀柔三岔村。

我曾经去过三岔爬了几次那里的长城，非常喜欢。究其原因有三：1 标准的野长城，残垣断壁的感觉很充分；2 游客极少，这次虽是周六，也仅在下山的时候碰到了一对国外游客；3 危险性相对小，并非没有，但对比箭扣是要差远了。

由于前《纽约客》记者何伟所著的《寻路中国》（一本了解中国的好书，强烈推荐阅读）的影响，我们决定再去一次三岔，不光爬山，登城，而且还要拜访一下书中用了1/3篇幅提到的三岔和村民魏子淇。

出征前的晚上，我们同行的许老师感冒加重，无法同行，我们只能一行三人前往，这样也不错，路上刚子那些充满人生哲理、市井八卦和世态炎凉的污言秽语她可以免听了，我们这三个爷们的非专业登山菜鸟不会被这位曾经登过6、7千米高山的北大山鹰社前队员笑话了。

我六点看完皇马和巴萨的世纪之战后，赶到了集合地点，不到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百公里外的三岔。

三岔的温度要北京低，但已是阳光灿烂，大片大片的云好似浮在眼前。登山前，和一位村民聊了会儿，他姓闫，是三岔四大姓之一，现在的村支书还是那位书中提到的刘姓妇女。他告诉我们，三岔以前是上头儿为抬轿子的闫姓伙计赏赐的地方，后来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陆续又有村民进驻，形成了现代的规模。魏子淇的魏姓也是其中一大姓。

长城还是那个样子，路线还是那条路线，可是我们竟然走错了一段路。上次走错路好像还是在剑扣，好像还是我带的路，把大家带到了悬崖边上……三个人三台相机，不知是为了拍照还是登山。孟姜女哭倒长城，我们不甘心那种巾帼不然须眉的女权主义，决定尿溅长城，由于尿急，不但没有水漫长城，反而差点反弹到脸上。一阵风，打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

我们从长城下来后，特意去寻找魏子淇的家。他的家在三岔的最上方，离村入口有一公里左右的路。整个村子静静的，没有丝毫生气，只是看见了一头胖驴，一只狗在无所事事。我们想问问魏子淇的家都碰不到一个路人，大约走到了村头，也就是这个村子的最高处，发现了几处房子，我们想去看看，也许这就是。

太晚了，明天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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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图书馆的书架中乱翻书时，看到了这本《实录北京：八十年代印象》，一个平常百姓的人文视角，一个特有的八十年代，一幅幅黑白的写实影像，吸引我将这本书带出了图书馆。

这本书是两位老人共同完成，作为业余摄影师的丈夫钱瑜，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和北京民众，更加准备的说，他的照片是记录了北京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以小人物反映出大的时代背景。钱瑜先生的照片里有恋爱的男女，外地的上访者、盲流、小贩，耄耋的老人，和睦的家庭，通过这些独立的个体，衬托出城市的万象。

钱瑜先生的夫人李建鸣女士为照片的背景配写了文字，这些文字记录了那个时代和她身边的人。通过她的记述以及那些原生照片，我仿佛又回到了八十年代。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知道了一个叫万花筒的小玩意儿，我从中看到了长城、故宫、天安门。那个时代的北京，对我来说，就是这些。而本书图文记录的北京丢掉了标志性的建筑、我们这些乡下人对于北京的幻想和所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北京意识，只有不起眼的小事、不入流的小人物和没有PS的黑白胶片。这与70年代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摄影机下的中国表达的感觉很像，没有刻意，没有摆拍，只是见证这个时代，记录这段历史。

钱瑜先生的照片先放两张

上图的拍摄地点：敏@感!词广#场的纪念碑和敏@感!词前的观景台，现在老百姓已无福这样了。

上图拍摄于北海公园。我极喜欢这张照片，我们都曾经年轻过，都曾经这样无法形容过

李建鸣女士的文字平实，但不乏哲理和思考。看到她描述的八十年代，再看看现在的时代，会发现共同的一些温暖和荒诞。

由于文革时的婚姻，是一种非常赤裸裸的利益驱动，女性不是嫁一个爱人，而是嫁给一个出身，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离婚率大幅上升，这既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社会的开放和女性的自觉与清醒。现在的中国，女性同样不是嫁一个爱人，更多的是嫁给一个房子，一个公公或者婆婆。现在的离婚率同比也在上升，但与之前的八十年代或有不同之处。八十年代的离婚可能是双方的感情基础本身并不好，但现在的离婚原因更加复杂，我认为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女性的独立性更强，她可以认同依附于一个男人，但不希望从属于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的家庭。而以父权为基础的专制社会，一个女人不是嫁给一个男人，而是嫁给一个家庭。当爱情走向婚姻，当男女之情未走向亲情之时，会发现爱是如此的脆弱。林语堂曾经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一个女人的幸福与她身边男人的品质息息相关，我觉得应该更是与她的夫家品质密不可分。

李建鸣女士还谈到了邓丽君的歌，谈到了她着迷的披头士、滚石和Bob Dylan（下个月就要在北京演出了）。八十年代初，改革大门刚刚打开，全民极左的意识还未散去。邓丽君的歌声作为靡靡之音开始在大陆弥漫，作为载体的录音机成了抢手货，而且大多是通过走私的渠道买来。作者的一个女友因为买了一台走私录音机，在单位被批判的抬不起头来。而作者本人也讲述了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曲的情景：

我是在一个朋友家里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的，听的时候，窗和门都是紧闭的，而且声音很小，就怕邻居听到，告发到居委会。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心中确实有许多感动，因为那种真情流露的歌声是我们久违的。

时间来到了三十年后的现在，同样的事情也在这片土地上演着，如同话剧的演出，一幕一幕，拉开，闭上。一天一天，反反复复。只不过增减了几句台词，丰富了更多的表情而已。一个叫Twitter的互联网微博客网站对于某些物种如同怪力乱神，如果你访问它，你可能就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Twitter在美国，它是国会图书馆的馆藏；Twitter在中国，它是相关部门记录你的案底。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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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有朋友来访，丫第一次来京到现在已经13年了，多次进京上@访竟然没有去过一次长城，这也给了我今年第一次去郊区的机会，我向他推荐了一个残长城，原汁原味滴。八达岭属于河蟹派的，我们去的是需要翻墙的草泥马派的。刚才看他的flickr，发现已经将照片上传了，他拍的这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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