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特别是《风雅颂》的出版后，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甚至有人要烧掉这本书。《风雅颂》是我在去加拿大的航班上和加拿大宾馆里看完的一本书，我毫不怀疑该书中的“清燕大学”影射“北京大学”，其实北大的道学家没有必要对此口诛笔伐，作者的本意应是讽刺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罢了。这几天，我看到北京刀#客杨+的失踪妈妈被民间人士发现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消息，就联想到《风雅颂》的一段篇幅，主人公杨科由于得罪了学校的领导，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当荒诞题材的文艺作品碰到赤裸裸的现实的时候，上帝不知在想什么？
阎连科还当过三年的图书馆员，他在11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中写了一篇文章《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讲述了自己的读书经历。
对于一个职业就是写作的人，读书不应该是一种经历，而应该是一种日常。
可惜，读书在我，确实就是一种经历。三十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有些奢侈，有些异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然而因为大姐有病常年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各样的小说压在枕下。于是，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大姐的床头。都会被我生吞活剥地咽进肚里。这是我阅读的开始。是一个每每回忆起来，都倍感温馨的年代。那个年代，让我发现，除了贫穷的现实世界之外，原来在那些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渴望拥有那个世界。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希望通过写作，能创造出与我的现实完全不同的事件与故事，并通过写作，达到离开土地、走入都市的目的。如有可能，我希望我能如浩然一样写出一部《艳阳天》来，如张抗抗一样写出一部《分水岭》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
后来，在我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沿着命运给我划定的路线，欣然地当兵去了。许是因为上苍看到我对爱好的执着，许是因为，上苍明白，只有文学能够改变我的命运。也只有文学，才是我的命运。就在我当兵的第二年里，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一年是1980年，全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如此这般，我也就在一个民族的命运中随波逐流，读读写写，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凉爽的窗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对图书馆中十八、十九世纪的长篇，一一过目，爱不释手。把俄罗斯文学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的殿堂。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的风光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散发着森林和草地气息的段落，抄写在一个红皮本子上。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五十年代的那些革命小说，所以，当我读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就如北方人爱吃面食，又在饥饿中遇到整笼整笼雪白的馒头和整桌整桌的东北大菜一样，促使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后来读到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如《变形记》和《城堡》等，使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心灵相通那样的高深之道。就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样，总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
第二桩让我在后悔中安慰的事情是，我做图书管理员期间，我们师长的女儿不爱写作，却酷爱阅读，不仅常要找我借书还书，还爱和我讨论《飘》中的故事与郝思嘉和白瑞德的爱情命运，可惜那时我过于自卑，她又确实长得不好，使我放弃了主动抓住命运咽喉的机会，错过了一次高攀的良机。这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提干付出了无数努力，体会了深刻的人生甘苦，也让我在许多年前写那一批农民军人的小说时，水到渠成，得心应手，仿佛把镰刀磨快后投入到熟季的庄稼地里样。
现在，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读书和欣赏各样的小说，各样的书籍，可惜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生吞活剥与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读书变得挑剔而又刻薄。甚至，读书在许多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读书似乎就是为了写作，每读一页，都期望从中抓捞到自己的所需。如果没有，就觉得是一次没有意义的阅读旅行。还有，总是试图要把阅读变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运中的经历，可结果，一切的努力，却都是徒劳。一切的阅读，不仅是自己人生的经历，也是自己写作的经历。也是自己小说的命运与文运。再有，如今书是越读越少，阅读人的灵魂，却反而越来越多；对阅读变得苛刻挑剔，而对人际世事，也愈发地苛刻和挑剔。
我以为，这样不好。确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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