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也有人说：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取得进步。我想说：最可怕的不是没有批评的自由，而是面对批评的无动于衷。当很多文章的作者隔江被插后庭花的时候，推荐一下本文：

卷 首 语（《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四期）

现代图书馆学自上世纪初由西方导入，至今已有百年，理应融入当代学林，与其他学科平等相处，获得彼此学术上的尊重。可非常遗憾的是，虽说在业界规模、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学科封闭性的特征却越发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日渐成为自拉自唱的“自恋”之学。究其原因，应与感悟式研究在相当时日里成为本学科学术常态和研究取向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感悟式研究，本无可厚非，但如成为一个学科学术研究的主流和导向，尤其是图书馆学这样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对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就不能不说是悲剧了。又由于国内图书馆全行业都要写论文，广大从业者和未来职业者，沿着一线专家的指向刻意模仿，就更是绝大的误导。

图书馆学领域，有相当部分一线专家利用自己话语权优势，动辄发宣言、展共识、谈精神、说理念，下笔千言，不停地制造热点，看似热闹和高明，可对图书馆现实，以及广大从业者的真实期盼，均不在意，一厢情愿地时尚空谈。这些作为，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它使得：年轻学子视之为学术正途，努力向往和模仿，致使学科发展，难有创新；广大从业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却为难以进入感悟状态、或因感悟程度不高而自我评价偏低；从业者中其他学科背景者，一方面对此学科非规范性研究范式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为自我屈从而纠结。它还造成未来职业者因对作为研究主流的感悟式研究不适应和不认同而不主动选择图书馆职业，形成专业流失。其他兄弟学科也因为彼此没有共同研究语言和旨趣而渐行渐远。……

对于如何改变，一直有有识之士在努力，但见效甚微，终而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

自去年始，图书馆界出现了一些带有某种指标意味的征兆，预示着一些根本性改变的到来。见微知著，是合格研究者的基本素质，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也有责任，将自己的感受提供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一位我十分敬重以思辨见长的业内期刊名编淡出编辑领域，近年内，还将有数位具有指标意味以感悟著称的教授和名编逐渐淡出，致使感悟性研究后继乏人。这一切，都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和研究生态。

第二，中国图书馆学会几个专业委员会大量扩军，相当数量馆长加入其中。主事者可能考虑的是便利，因为馆长拥有较多可支配资源，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营私或寻租打算。可就是这个看似功利行为，将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界的研究业态，可谓是无心之功、或私心之功吧。馆长与教授、尤其是感悟式教授的工作状态、所处位置都不一样，教授可以空谈，而馆长每天处理的都是实际问题。在二者有共同话语平台之前，馆长的不满只能腹诽而无力改变，著名的“放空炮、乱放炮、马后炮”的“三炮”之说就是明证。由于馆长提供了资源，自然能在诸如议题、奖项，甚至开闭幕式讲话、大会主旨报告中表明存在。这样一来，感悟式研究的空间将会大大缩小，尚未成名的年轻朋友，如将感悟式研究作为未来的学术选择，郁闷将如影相随，陪伴整个职业生涯。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图书馆学研究应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研究取向是多样的，问题是是不是适合你，个人建议为规范性实证研究。用科学的态度、实证的方法去如实反映我国的图书馆现实；用翔实而准确的数据，为构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框架、体系奠定基础。实际上，民国年间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文章时常可见，这个传统到当今非常遗憾地中断了，缺乏科学和规范的感悟性研究成为主流，大家比聪明、赛激情，追风抢进，不能不说是学科的悲哀。

我十分敬重《图书情报知识》，她能够在当今纷杂、功利、喧嚣的学术环境中保持清醒和学术真我，难能可贵。我们曾对2004-2008年国内图书馆学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进行分析，《图书情报知识》共发59篇，排列第3，但由于本刊允许长文章，5年的总发文量只有873篇，二者相计，比例却是最高，为6.76％，这体现了编者们见识的不凡。尤其是本期，发表了南开大学本科生刘静羽等同学的《当今图书馆员刻板印象分析》，这是一篇规范的实证研究文章。《图书情报知识》能够不拘一格，既是对年轻人的扶持，也是对学科未来的期许和负责，体现了一种学术担当。

图书馆学是一门开放性学科，其理论发展，学科体系构建，需要多学科参与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广大图书馆界的朋友和未来职业者的年轻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一起迎接图书馆学研究多元化的后感悟时代的到来！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徐建华

通过主编的前言介绍，得知本专刊是由美国国家研究推进机构CNRI孙洵先生牵头组织。本期共四篇文章，分别是中国数字图书馆总览以及三家国家级工程（CADLIS、NSTL和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介绍，文章基本上没有研究的成分，是为老外扫盲用的，告诉他们中国在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个中国图书馆界对外宣传的硬广告，很难得的机会，比较遗憾的是，此次遗漏了几家也很有代表性的项目或者工程，比如文化共享工程、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看主编的话，以后还会刊登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稿件，这无疑是我们与世界交流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国现在中科院在做图书馆学英文刊，不知道现在发行的情况如何。从目前的趋势来看，通过传统媒体来推进新兴事物或者跨入新兴市场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至少从宣传的方面来看。现在做刊物，仅仅内容为王是不够的。

4年半前，我刚刚加入《数字图书馆论坛》不久，编辑部策划组织了一期中国数字图书馆十年回顾（全文网站有下载），现在看来，那一期刊物对于一个刚刚创刊的刊物来说是难得的，收到的效果不错。迄今为止，十年回顾专刊的五篇文章还位于刊物主站下载排行前十位。最新出版的这期Dlib的文章也有引用，而且Dlib的这些作者大都是我们当时邀请的作者。今年三月份，我们又做了一期创刊五年的专刊，策划的路子与之前有些不同，一个是横向，一个是纵向，最新这次策划的优劣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出。

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有十多年，已经开花结果，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这个六月，NSTL即将迎来它的十周年，十年前的六月1日，李岚清副总理在文化部关于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情况报告上批示：“建设数字图书馆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利用和共享图书信息资源，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国家图书馆应为我国数字图书馆的核心，要防止重复建设，对方案要认真论证，精心实施。”十年过去了，重新看这句话，灯火阑珊。

我作为一名编辑，也关注这个东东，如果我们的刊物排在本专业期刊的前面，我很高兴，但丝毫没有改变我对这个东东的反感。原因主要是摘编别人的东西，不通知编辑部和作者（最近已告知部分作者），而且从来不给稿费（至少我所了解的很多作者全都没有收到过稿费）。

一句话：人大复印资料的做法就是一个流氓行为，而且被摘编的编辑部和作者还得学范伟说一声“谢谢啊”。据我所知，非常多的编辑部通过某些路数向复印资料投怀送抱，以希望能够被其多收几篇。对于作者来说，如果自己的文章被复印资料收录，那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定语，可就是牛A或者牛C了。

那么收录的文章质量如何呢？我想这就是见仁见智了。但不管怎么说，人大在“高等院校转载量总排名”中非常不客气，2009年770篇的总转载量比第二名的北大高出1/3（北大519篇），有种你们虽然小弟弟的size差点，但老子会PS。

2009年的全文转载量（率）排名发布了，我们刊物的排名过得去，至少比本专业前三强的书骨精子的《大学图书馆学报》牛B一点点，哈哈。我在这里真要怀疑一下了，北大是不是惹着人大了？书骨精子难道不反思一下自己，用精子潜规则一下？反正这种排名就跟给孩子过家家一样。

以下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三个排名：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期刊全文转载量排名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期刊全文转载率排名

高等院校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转载量排名

这一期中，最喜欢的是白化文先生的《我的读书回忆》，与其说是读书回忆，不如说是成长经历。文章如口述历史，文字流畅、诙谐，敏感之处，并不避讳，让我看了又看，甚是过瘾。我摘出几段共享（括弧部分为我加）：

• 梁先生（梁思成）的讲座讲了一学期，约有十来次。临近结束时，梁先生说，咱们总得考试一次吧，过过形式，只要交卷，一律及格。不料，堂上一片肃静。一会儿才有人报告，说是旁听的。再询问：“谁是选课的，请举手。”无人举手。梁先生恍然大悟：都是旁听的。
• 王重民先生是专修科负责人，名重一时。我去旁听开讲“《汉书艺文志》”，印象是，王先生不会讲课。他讲起来不着边际，没有重点，泛滥无归。
• 1952年院系调整后，跨系旁听成为不可能。图书馆学专修科独立成系。我至今认为，老北大蔡校长真正开门办学的传统从此基本斩断，诚为一大损失。图书馆学教育也稀里糊涂地学习苏联，膨胀成独立王国，恐怕与王重民先生从西欧特别是美国稗贩的一套大相径庭。
• 我总认为，图书馆学本身的学术与技能技巧，若具备大学学士的水平，再真正学起来，学一年就差不多。
• （关于图书分类）解放后，学习前苏联，政治挂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打头，也是必然的趋势。可见，严格遵守“科学分类”，未必办得到。我也就依此自慰啦。
• 文革前后，我系有人忽然刮风，说要把馆里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分类法的卡片统一排列。我和一些明白人坚决反对。再说，此事干起来又得抽出许多能干活儿的人成年累月工作，出主意的人自己也不会干的，于是作罢。

文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料，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白先生已有八十高龄，写起文章来收放有度。如果我们的同行能够多采访或者请这些老人说一说当年的风云，那确实是一件又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事情。《图书馆报》的火明兄可以考虑考虑哦。

我在书社会SNS上做的调查，共55人参加，出处请见这里，需注册

这些见怪不怪的现象已经成为了目前学术文章写作的“潜规则”，套用“潜规则”一词的提出者吴思先生对其的解释“未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学术文章的“ 潜规则”则是为了评职称、毕业等现实利益从而养家糊口、沽名钓誉不得不发表轻则拼凑他人成果、重复发表自己意见，重则抄袭、剽窃的文章，虽然这种现象难以启齿，但却在我国5000多种学术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曾经看过一次CNKI的产品演示，里面提到了他们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抽样的数据有些让人咂舌，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这在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目前的学术环境是如何的不健康。

《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抄袭案例比较容易鉴定，因为剽窃者论文中有88%的内容与举报人的毕业论文相似，用举报人的话说是“严重抄袭”。我在前年编辑《数字图书馆论坛》某期的时候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并于下一期刊登了声明。但《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所遇到的让曾蕾“心寒”的“抄袭门”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被曾蕾戏称为“很妙的一种文风”。如果你看到这篇有争议的文章，在形式上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异议，而且作者也下了不少功夫。如果不是本领域的专家，你很难发现这篇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的成果文章有什么问题。

让我简单地叙述一下曾蕾所说的“学术海盗”是怎么回事。某位作者将曾蕾的一张图稍加修改放在了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表述为“对参考文献［２－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综合、修改和补充，给出ＫＯＳ的类型分布如图１所示”。其中参考文献4为曾蕾的原图出处。

这位作者的问题在于并没有“许可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中著作权人有“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且不论更改后的图是否曲解了原作者的意思，重要的是引用者没有征求原作者的“许可”。著作权中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还有“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

如此说来，曾蕾不高兴也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了。对于作者来说，可能还觉得有些冤枉，一则这种实例非常普遍，也就是“潜规则”，二来我标注引用来源，并不构成抄袭。也就是说，作者引用此图的时候不外乎两种考虑，一种是根本就不知道此种行为构成侵权，另外是行了“很妙的一种文风”，将他人的成果演绎为自己的创作。

我更愿意将曾蕾的案例归于引用者并不知晓“许可使用”，除了作者撰写文章所列的大量参考文献来源广泛，也显示出对于众多原作者的尊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曾蕾的原图在业界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作者很难占为己有。所以，这位作者也许是“冤枉”的，因为他（她）的“不知”，还有“不幸”碰上了在美国浸淫多年的曾蕾教授。这种“冤枉”的背后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我们在学校并没有受到比较严格的学术教育和训练，也就是我们学人的学术素养普遍较低。这不是这位作者的“专利”，而是一个比“潜规则”还要规矩的一个规则，如同梁文道在《常识》中所说的“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