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编辑已经五年多了，除了每个月总有几天不舒服外，还有就是出刊后诚惶诚恐地害怕有大的错误。小问题不可避免，毕竟有新闻出版总输的万分之几的差错率在那里做后盾呢，再说拉屎放屁的编辑总不会像贵党一样伟光正。但大过错甚至原则性的问题出现的话，会使自己很受伤。虽然不太会出现写成“温家@@室”或者“朱镕基总经理”这样被人八卦的尴尬甚至罪过，但如果有专业中的外行表现也是很难堪的，比如Fuck在期刊的应用，如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一样。

这篇Fuck博文写前写后期间，国内的数据库排查了一遍Fuck，基本上没有了此类错误。但前几天，访问某国内数据库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Fuck重出中国学术期刊江湖，这正是应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道理。我试举几例。

下图是一个标准的中国期刊式Fuck，它直接对应的是中文的“干”，来源于某期刊2008年第六期。

以下两图中的Fuck好像没有用错，人家这个专业领域的东东我也懒得考证了，但却是长了见识，算是此次更新版的一个收获吧。

重贴一次我三年前发的那篇博文：

有人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也有人说：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取得进步。我想说：最可怕的不是没有批评的自由，而是面对批评的无动于衷。当很多文章的作者隔江被插后庭花的时候，推荐一下本文：

卷 首 语（《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四期）

现代图书馆学自上世纪初由西方导入，至今已有百年，理应融入当代学林，与其他学科平等相处，获得彼此学术上的尊重。可非常遗憾的是，虽说在业界规模、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学科封闭性的特征却越发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日渐成为自拉自唱的“自恋”之学。究其原因，应与感悟式研究在相当时日里成为本学科学术常态和研究取向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感悟式研究，本无可厚非，但如成为一个学科学术研究的主流和导向，尤其是图书馆学这样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对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就不能不说是悲剧了。又由于国内图书馆全行业都要写论文，广大从业者和未来职业者，沿着一线专家的指向刻意模仿，就更是绝大的误导。

图书馆学领域，有相当部分一线专家利用自己话语权优势，动辄发宣言、展共识、谈精神、说理念，下笔千言，不停地制造热点，看似热闹和高明，可对图书馆现实，以及广大从业者的真实期盼，均不在意，一厢情愿地时尚空谈。这些作为，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作用。它使得：年轻学子视之为学术正途，努力向往和模仿，致使学科发展，难有创新；广大从业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却为难以进入感悟状态、或因感悟程度不高而自我评价偏低；从业者中其他学科背景者，一方面对此学科非规范性研究范式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为自我屈从而纠结。它还造成未来职业者因对作为研究主流的感悟式研究不适应和不认同而不主动选择图书馆职业，形成专业流失。其他兄弟学科也因为彼此没有共同研究语言和旨趣而渐行渐远。……

对于如何改变，一直有有识之士在努力，但见效甚微，终而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

自去年始，图书馆界出现了一些带有某种指标意味的征兆，预示着一些根本性改变的到来。见微知著，是合格研究者的基本素质，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也有责任，将自己的感受提供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一位我十分敬重以思辨见长的业内期刊名编淡出编辑领域，近年内，还将有数位具有指标意味以感悟著称的教授和名编逐渐淡出，致使感悟性研究后继乏人。这一切，都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和研究生态。

第二，中国图书馆学会几个专业委员会大量扩军，相当数量馆长加入其中。主事者可能考虑的是便利，因为馆长拥有较多可支配资源，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营私或寻租打算。可就是这个看似功利行为，将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界的研究业态，可谓是无心之功、或私心之功吧。馆长与教授、尤其是感悟式教授的工作状态、所处位置都不一样，教授可以空谈，而馆长每天处理的都是实际问题。在二者有共同话语平台之前，馆长的不满只能腹诽而无力改变，著名的“放空炮、乱放炮、马后炮”的“三炮”之说就是明证。由于馆长提供了资源，自然能在诸如议题、奖项，甚至开闭幕式讲话、大会主旨报告中表明存在。这样一来，感悟式研究的空间将会大大缩小，尚未成名的年轻朋友，如将感悟式研究作为未来的学术选择，郁闷将如影相随，陪伴整个职业生涯。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图书馆学研究应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研究取向是多样的，问题是是不是适合你，个人建议为规范性实证研究。用科学的态度、实证的方法去如实反映我国的图书馆现实；用翔实而准确的数据，为构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框架、体系奠定基础。实际上，民国年间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文章时常可见，这个传统到当今非常遗憾地中断了，缺乏科学和规范的感悟性研究成为主流，大家比聪明、赛激情，追风抢进，不能不说是学科的悲哀。

我十分敬重《图书情报知识》，她能够在当今纷杂、功利、喧嚣的学术环境中保持清醒和学术真我，难能可贵。我们曾对2004-2008年国内图书馆学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进行分析，《图书情报知识》共发59篇，排列第3，但由于本刊允许长文章，5年的总发文量只有873篇，二者相计，比例却是最高，为6.76％，这体现了编者们见识的不凡。尤其是本期，发表了南开大学本科生刘静羽等同学的《当今图书馆员刻板印象分析》，这是一篇规范的实证研究文章。《图书情报知识》能够不拘一格，既是对年轻人的扶持，也是对学科未来的期许和负责，体现了一种学术担当。

图书馆学是一门开放性学科，其理论发展，学科体系构建，需要多学科参与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广大图书馆界的朋友和未来职业者的年轻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一起迎接图书馆学研究多元化的后感悟时代的到来！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徐建华

通过主编的前言介绍，得知本专刊是由美国国家研究推进机构CNRI孙洵先生牵头组织。本期共四篇文章，分别是中国数字图书馆总览以及三家国家级工程（CADLIS、NSTL和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介绍，文章基本上没有研究的成分，是为老外扫盲用的，告诉他们中国在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个中国图书馆界对外宣传的硬广告，很难得的机会，比较遗憾的是，此次遗漏了几家也很有代表性的项目或者工程，比如文化共享工程、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看主编的话，以后还会刊登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稿件，这无疑是我们与世界交流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国现在中科院在做图书馆学英文刊，不知道现在发行的情况如何。从目前的趋势来看，通过传统媒体来推进新兴事物或者跨入新兴市场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至少从宣传的方面来看。现在做刊物，仅仅内容为王是不够的。

4年半前，我刚刚加入《数字图书馆论坛》不久，编辑部策划组织了一期中国数字图书馆十年回顾（全文网站有下载），现在看来，那一期刊物对于一个刚刚创刊的刊物来说是难得的，收到的效果不错。迄今为止，十年回顾专刊的五篇文章还位于刊物主站下载排行前十位。最新出版的这期Dlib的文章也有引用，而且Dlib的这些作者大都是我们当时邀请的作者。今年三月份，我们又做了一期创刊五年的专刊，策划的路子与之前有些不同，一个是横向，一个是纵向，最新这次策划的优劣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出。

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有十多年，已经开花结果，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这个六月，NSTL即将迎来它的十周年，十年前的六月1日，李岚清副总理在文化部关于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情况报告上批示：“建设数字图书馆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利用和共享图书信息资源，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国家图书馆应为我国数字图书馆的核心，要防止重复建设，对方案要认真论证，精心实施。”十年过去了，重新看这句话，灯火阑珊。

我作为一名编辑，也关注这个东东，如果我们的刊物排在本专业期刊的前面，我很高兴，但丝毫没有改变我对这个东东的反感。原因主要是摘编别人的东西，不通知编辑部和作者（最近已告知部分作者），而且从来不给稿费（至少我所了解的很多作者全都没有收到过稿费）。

一句话：人大复印资料的做法就是一个流氓行为，而且被摘编的编辑部和作者还得学范伟说一声“谢谢啊”。据我所知，非常多的编辑部通过某些路数向复印资料投怀送抱，以希望能够被其多收几篇。对于作者来说，如果自己的文章被复印资料收录，那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定语，可就是牛A或者牛C了。

那么收录的文章质量如何呢？我想这就是见仁见智了。但不管怎么说，人大在“高等院校转载量总排名”中非常不客气，2009年770篇的总转载量比第二名的北大高出1/3（北大519篇），有种你们虽然小弟弟的size差点，但老子会PS。

2009年的全文转载量（率）排名发布了，我们刊物的排名过得去，至少比本专业前三强的书骨精子的《大学图书馆学报》牛B一点点，哈哈。我在这里真要怀疑一下了，北大是不是惹着人大了？书骨精子难道不反思一下自己，用精子潜规则一下？反正这种排名就跟给孩子过家家一样。

以下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三个排名：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期刊全文转载量排名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期刊全文转载率排名

高等院校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转载量排名

作为一个混迹这个圈子有几个年头的人，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新闻，我还认为这个销售额比公布的数据要多，而且年增幅率比伟大祖国的GDP增长率要高。

在贵国的期刊界，有一个特点，大众消费类刊物每年都要死很多，当你买到一本刚刚出版的创刊号，那么基本上标志着死了一本刊，没有“死的光荣”，谈不上“生的伟大”。但与之相比，学术刊物却鲜有创刊的，也就是说死的很少。

为什么同是红色期刊，差距这么大捏？这个问题好像不用过多解释，虽都是利益使然，但一个是用市场的钱包来说话，一个是用计划的面子来拔分儿。所谓大款比不过公款，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贵国发行量最小的学术期刊的发行量为个位数吧，但人家依然雄起。新闻出版总署的期刊转企改制开始倒计时了，但我不认为会改变多少，你看看现在的出版社就知道了。

在贵国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说体制，我也想说一下，如果出版政策的环境不变化，如果书号和刊号像熊猫一样稀缺，如果用大一统的学术指标评价，那么这种潜规则有朝一日会成为真真正正干干净净的规则。

我在2008年的七月曾经做过一次实验，从网上随便找了一个论文发表的网站，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tyqb 10:38:28
请问在线吗
编辑部 10:38:49
在啊
tyqb 10:39:16
你们什么刊物都能够在上面发表吗
编辑部 10:44:51
您想发表什么刊物啊 您的文章是写的哪方面的
tyqb 10:46:49
图书馆学方面的
tyqb 10:47:07
还有一个朋友想投中国XXXX
编辑部 10:48:19
XX图书馆学刊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期刊 6000字/篇 2000元/篇
tyqb 10:48:33
怎么两个标准
tyqb 10:48:41
多长时间能够发
tyqb 10:48:45
保险吗
编辑部 10:48:53
6000字/篇
编辑部 10:48:55
2000元/篇
编辑部 10:49:15
9月份
tyqb 10:49:23
除了这本，能不能给我找本北大核心
编辑部 10:49:28
保险 只要您款到 我们都是包法的
编辑部 10:49:40
XX档案 北大中文核心 4800字/篇 3600元/篇 审稿20天
tyqb 10:50:00
这是档案学的，不认啊
tyqb 10:50:06
有图书馆学的核心吗
编辑部 10:50:13
没有
tyqb 10:50:22
而且他们还要审稿20天，太长的说
编辑部 10:51:04
最迟20天 快的话几天 这个时间是根据您的文章而定的
tyqb 10:51:20
但这个不敢说肯定能用是吧
编辑部 10:52:31
那您确定好 行不行 在发啊
tyqb 10:53:28
我刚才说的中国XXXX能有戏吗，是不是都是你们列表中的期刊才行
编辑部 10:54:45
恩 是的
编辑部 10:55:00
我们网站上有的 都可以发
编辑部 10:55:07
那个我们没
tyqb 10:56:41
我看你们还有XXXX管理与研究，这个多少钱？
tyqb 10:56:53
我想在这个上面发
tyqb 10:56:57
科技部的刊物
编辑部 10:57:44
《XXXX管理与研究》 国家级 4000字以内/篇 1200元/篇 超出部分按1000字/200元计算。图表按版面每张另计。来稿篇幅最好在3000~8000字之内。需要英文摘要和关键字 9月

编辑部 10:57:54
9月出刊
tyqb 10:58:47
肯定能9月出吗，他们好像是双月刊，是不是要先寄钱，是全款吗
编辑部 10:59:55
恩是的 您先把文章传过来 ， 把款汇到了 我们到是包发的
编辑部 11:00:11
恩保证9月能出刊
tyqb 11:00:57
1200含版面费吗
编辑部 11:01:36
恩 就是版面费啊 您的文章字数有多少字？
tyqb 11:02:42
所有的就这么多钱是吧，我的理解
tyqb 11:03:01
既然能发，我就压到4000字以内
编辑部 11:13:07
恩 好的
编辑部 11:13:52
那您现在把文章先传过来吧
tyqb 11:14:17
我再考虑考虑吧
tyqb 11:14:19
谢谢你
tyqb 11:14:30
有消息，再联系
编辑部 11:16:21
恩 好的

以上对话我曾经在小范围里传播过，现在觉得没啥了，因为这两年的学术期刊进步很快，这已经没啥遮着掩着的了。我所对话的只是一家不大的网站，据我所知，目前图书馆学的北大核心里的某些刊物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的，但很多网站打着发表论文的幌子来骗钱，特提醒一哈。由于以上对话中所说的XXXX刊物我比较了解，觉得这个论文发表的网站不是一个骗子网站，我现在奉送上对他们迟到的敬意，因为他贯彻了“我泱泱大国，诚信为本”的优良传统。

如果让外星人来观察我，我会看起来像个陀螺。早晨我一边将面包塞入嘴巴一边查收邮件；如果等待地铁时我恰好没有带PSP，我会异常烦躁；在开会时我忙里偷闲地接电话；即使在写稿子时，我也会突然想起来要上一下我的Twitter；在我对开心网热情未减时，我还会惦记着去偷一下菜。

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像陀螺，我身边有比我更像陀螺的——他的时间精确到秒，甚至连上开心网偷菜都要定上闹钟。

我们的祖辈甚至是父辈的时间可不是这样。在早先的某些日子里，他们的时间按照上午、下午计算，而且不是小时。“有朋自远方来”是稀罕的喜事，他们可以闲聊一整个下午再对弈一整个晚上；他们也不厌烦戏曲中漫长的咿咿呀呀，对于漫长的一天而言，这种节奏刚刚好。

所以时钟还真是个现代化的产物，它是个帮凶，把看似虚无且不断流淌的时间分成无数细碎的块儿，而主犯是我们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方式。我们比古时更需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让我们总是等着车来，等着灯绿，等着到达一个目的地。另一方面，电话、邮件、即时通讯工具（例如MSN）的运用，使我们即使有大块儿的时间，也终究会被打碎。

不会停下的脚步

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过这一点，不过预言得比较粗糙。他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时间会变得更加快，变化也会加速。他没预言到技术的发展会将时间打得像镜子跌落后一样碎。

他提醒我们这种情况会不断加剧。他说这样的过程只会被强化和加速而不可逆转。只要看看技术变革的过程，即可一目了然。技术变革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即产生具有实际用途的创造性想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想法得到运用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应用有社会上普及的阶段。当这个过程大功告成之后，这个循环倒转过来——随着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创新产生，也不断让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都不是问题”。

这一切现在显然已得到了印证，以手持设备举例再合适不过。当我们拥有手机并拿着它打电话、发短信时，我们觉得它已经再好不过。但Ceeker们认为一个好的手机应该能上网、能拍照，于是有了iPhone。尽管iPhone的功能令我们惊叹，但我们仍然希望更完美的产品，比方说可以在地铁上阅读、打游戏、看美剧。因此，亚马逊才会制造出Kindle，索尼才会制造出PSP。消费者果然是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可能随身携带的电脑，于是就有了iPhone。现在上帝只能神经兮兮地不停地看手机，看看老板是否push过来一封电邮。

新一代将我们的时间打得更碎的技术叫做云计算。通过这项技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数秒之内处理数以亿计的信息。这会使得一些手持设备更加如影随形。

这意味着我们以往只以发呆度过的时间都能被填充。想想我们在出租车上的时间。以往我们会看着两旁掠过的高楼发呆，或和司机师傅闲聊几句。但未来我们可能会抓紧这个时间在网络上买张新碟。或者，即使你主张你的自由意志，享受仅有的发呆时间，你身处的那个商圈的商家也会将信息推送到你的手机短信上，婉转提醒你要不要云看一眼。

这当然不是极致。在微软的宣传片中，未来，你的厨房桌面上会嵌入一个触摸型的电脑。你可能在做饭时问问电脑到底应该如何配料，当然它也会提示你，孩子的老师给了你一条新的信息当然也有可能是老板的一声怒吼——这种事儿放在以前，只有魔法师才能办到。

我们的文化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已经不需要云对比京剧、歌剧和流行乐的差别了，我们可以看看小说。日本是个运用3G最为广泛的国家，现在，他们最流行的小说不是网络小说，而是手机小说。例如畅销手机小说，《空恋》，就是一个叫Momo的女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在手机上写100条短信而写成的，因此也更加适合在手机上阅读。《空恋》现在已经有2600多万的点击量、200多万的销售量。这种成功并不仅仅发生在Momo身上，过去5年，来自手机小说的盈利高达1亿美元。

无法适应碎片的心理

当“黑莓”因为具有电邮推送功能而被很多美国公司当做工作手机之后，这个国家的人在争论一个很可爱的问题：要不要把“黑莓”带入卧室。

也许没那么可笑。很多人无法忍受将手机放在一米开外的地方，即使睡觉时也要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尽管不断有文章告诉人们，手机放在卧室中会影响睡眠，或者辐射会伤害身体，但是能安心将手机扔在另一个房间的人并不多。就仿佛这个小东西给我们下了符咒，让我们对它不离不弃。我们甘愿让它把我们大块的时间打破，即使睡眠时间也不例外。

这只是一个例子。托夫勒预言：“百万个心理正常的普通人将在未来面临一种急剧的变动。”

如果将我们自己放在被观察的位置，可以发现，当我们集中精力做一件事，但被电话或者MSN打断时，我们的大脑事实上是迅速将注意力从一件事转移到另一件事。当大脑回到我们需要专注的事情上来时，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进入状态。因此，当电话或者信息频繁需要我们回应时，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集中精力，也因此会变得焦虑和不安。
除此之外，网络的随处可及使得我们随时处在一种获得信息的状态。没有人统计过我们比我们的上一辈或者祖先们多获取了多少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状态给我们的大脑更多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在下降就是个例证。

当然，很多学者也已经分析指出，在网络和现实之间不断切换带来身份认知的困惑。极端的例子是青春期少年会将游戏中的暴力当成现实而在现实中杀人。

最糟糕的状况是，我们会成为一个工具的重要依赖者。我们面对这些细碎的时间失去了耐心，需要依靠PSP来排解我们焦急难耐的情绪。我们不知不觉就失去了 那种“无事闲来看飞花”的心情，而且连拒绝依赖这些工具的念头都不会有。不知道康德会如何看我们这个时代，他可是总在说自由之意志。

但无论何时，心灵之自主最为重要。想想小孩子，在玩的时候全神贯注，但在没什么可玩的时候，自己也能天马行空想象。这代表人所具有的两种力量——向外探索和向内自省的力量。

我们不缺向外探索之能力，我们唯独缺乏一个人待着的能力。或者我们现在得开始有意识地锻炼一下自己，让自己在地铁里宁愿梦游般地站着也不玩 PSP，在工作的时候将MSN和Twitter关上，等到看完书的这一章再接老板的电话（谁能做到）……这样，等到未来有技术将我们的时间像放入绞肉机那样搞得粉碎时，我们照样能悠然自得。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看到《普知》了，报亭也没有，问报亭老板，他们也不清楚。我想就打个电话问问《普知》的官方回答吧，结果被告知，今年的第九和十期休刊，第十一期准时出版。对于我这种三年期的忠实订户没有损失，三十六本一本都不会少的。

我一点都不怕《普知》卷款潜逃，因为我8月20日写过一篇博客，题目叫做《读者文摘》：让我欢喜让我忧。结果被不务正业的小强老师推荐到《新华书目报》上发表了，而且题目改成了《读者文摘》：穷折腾到死。感谢编辑，不仅给了我相当于三年订阅费的稿酬，而且题目改得真有前瞻性，结果人家《普知》也挺配合，第九和十期就休克了。

这些都是本文的前戏，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普知》这两个月休刊是为了什么？难道蹲下是为了跳的更高？两个月后的刊物有和不同？你们的全球主编十月份访问中国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科学发展观？你们能不能停掉那个俗不可耐的大开本，还原《读者文摘》那范儿十足的小开本？

在这个“2018年，书籍死亡”的预言面前，我愈发珍惜手留余香的这种未来化石，虽然《读者文摘》是Kindle Device上的前三名的杂志，但我更为它作为去年美国期刊最高奖而高兴。

《普知》，一路走好，当然这不是悼词。

我发现这么快而且没有丢的原因除了我写博客之外，就是他们使用了黄牛皮信封，我之前按时收到的唯一一期是用透明信封装的，所以还是要低调，你们低估了邮局或者负责分发人员的和谐精神。

我其实早就想写写《读者文摘》，原因很简单，我是它的读者，并且是它的中文版《普知》的三年订户。

我很早就看过英文版的《读者文摘》，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当时的《读者文摘》（后改名为《读者》）经常摘编美国版《读者文摘》的文章，另外是学外语。就这样喜欢上了这个刊物。

我慢慢成为了《读者文摘》还算忠诚的读者，一是它的文章简单明快、清新爽洁不紧绷，也比较励志，但又不像《读者》那么矫情；二是它的版式设计打动了我。我现在喜欢《读者文摘》，好像不是为了看它的文章，而是享受捧在我手中的感觉。

我去过几个国家，也买过几个国家的《读者文摘》当地版，版式印刷和内容设计几乎一样，我乐在其中，虽然里面的内容并没有完全读完。

N年前，《读者文摘》的大陆版终于出版了，是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以书的形式出版，而且是中英对照，因为当时外国杂志进入中国还是很难的。这本《读者文摘》的图书仅出版过一期就寿终正寝了，原因不是地球人都能想得到。

慢慢地，当越来越多的外国刊物借壳上市，联合中国机构推出他们的中文版的时候，《读者文摘》也杀入其中，以《普知》为名正式开始了大陆之旅。在零购了几期后，我毫不犹豫地成为了它的铁杆粉丝，从今年第二期开始，订了三年。

请原谅我用祥林嫂般的口气描述一下这半年来我对《普知》的看法。

这半年来我只正常收到过一期《普知》，一般情况都是过去一个月后，我会给他们客服打电话，他们很客气，说我们会再给你快递过去，等我收到快递半个多月又过去了。就这样，我一般6月份会收到4月份的，7月份会收到5月份的，前几天我刚刚收到6月份的，幸好它不是时效性很强的杂志，这种速度完全在我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在某种程度上，如同我刚才所说，我订《普知》更多的感受来自于对他们版式、纸张的喜欢，就如同欣赏一个美女每天穿着不同的衣服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样，即使她缺点多多，我也一样喜欢。

可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普知》将这个我喜欢的美女形象彻底打碎，它整容了！

据说这次整容是《读者文摘》创刊8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它把第一次给了中国市场。它将页码减少，字号减小（我目测最大6号字，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小字号的消费类刊物，那些为了版面费的学术刊物不在其中）。同时，它还很人性化地推出了加大版，由原来的32开本变成了16开本，这样的好处就是字号变成正常状态，可是它却将小巧轻灵的特点完全抛弃，就好象一个隆胸的无脑美女。

我开始犹豫我到底要哪一种？原来的32开本字号实在太小，但手感依然，除了阅读的障碍；16开本阅读感受不错，却失去了我认识中的精华，取舍后我依然选择了小开本。

我曾经想向给他们写信抗议，还和认识他们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两个朋友抱怨，但我知道《读者文摘》在中国大陆迷失了，他们发行了差不多两年还没有找对方向。虽然我是三年的订户，可是我却像一个免费赠阅读者一样，他们可能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因为我购买一期合不到5元钱，可快递费也至少5元钱吧。

联想到现在的《读者文摘》申请破产保护，进行垂死挣扎的时候，我借用祥林嫂在《祝福》里说的话送给他们：

祥林嫂说：“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
我说：“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折腾死的？”

策划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文章，涵盖了阅读的很多方面，但独独缺少了数字移动阅读器，也就是常说的手持阅读器。为此我还专门了联系了汉王，可惜人家拒绝了。我觉得很正常，一个学术期刊能够承载多少宣传的可能！最后我想还是我写吧，但又不能象征性地做个介绍。想来想去，Kindle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它在业界足够吸引眼球，还有它对于传统出版数字化的颠覆，于是我就写了一篇《Kindle点燃了什么》。

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用自己真实名字去写字，语言和想法伴着油墨来到世间时，我应当对一字一句负有责任。所以我写Kindle的时候有些诚惶诚恐，不仅如此，还有我连真实的Kindle都没有见过，但在作为作者和作为编辑的犹豫中，我还是写下了本文。开始写了一些的时候，知道Leon正要写电纸书方面的文章，自己有些后悔先找他就好了。

《出版人》的编辑看到这篇文章后希望转载，承蒙抬爱，我答应了。今天看到邮寄来的刊物，我发现文章已经刊登出来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标出转载，我最痛恨的一稿两发就这样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