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有其表

今天在《读书》2009年第九期中看到这篇关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文章，发现智识网站转载了，我也南递北溉一下。

《李子岛的细沙》之二

报载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每年仅0.7本，大大低于邻邦(据说韩国是7本，日本更高达40本)，原因很多，但公共图书馆匮乏、服务不便肯定是一个。专业 化管理、馆藏丰富、资金充足的公共图书馆真是太少了。所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看一看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我以为那遍布全市各个街区的图书馆系统，是可以当作 我们的理想，即缓慢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的。纽约之为文化艺术的世界大都市，纽约市民的综合素质之高，都体现在这一理想每天的实现之中了。

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五年，主馆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四十二街。主楼的设计揉合了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法国学院派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宏伟，正 门宽阔的台阶两旁，各立一尊田纳西粉红大理石雄狮，出自雕塑家爱德华.波特之手。南边那头狮子习称“耐心”，北边的叫“坚毅”，象征求知者的品格，也是这 座知识殿堂实施的民主与公平原则的见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图书馆拥有276万读者证持有人；每年接待读者4,175万人次，包括2,541万 互联网借阅人次。馆藏文献5,100万件，并以每周万件的速度增长。它的四个研究型图书馆和八十六个社区分馆，每年举办二万八千个展览、讲座和学习班活 动，图书馆员回答六十一万二千个咨询问题。如此庞大的机构，一切服务免费且有条不紊，百年如一日，是如何做起来的呢？答案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 克斯—提尔顿基金会，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或许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公办的，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为什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反常例，取非盈利 组织的营运模式呢？

非盈利组织是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社团，则可说是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这一点，一百六十年前，法国政治家与史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有细致的观察：“无论什么地方，新事物一起头，在法国你就看到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是有地位的人，而在美国，你肯定会见到民间社 团。”(《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章二节五)。在美国，非盈利组织因为享有税务上的优惠，便为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乃至工商与专业咨询团体所采用。 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非盈利组织的框架下，吸引利用私人捐赠，有效管理图书馆这一公共事业，为公众免费提供知识信息和服务。它的成长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 中叶。

让我从那两头守门石狮的名字说起。“耐心”“坚毅”是俗称，它俩的大名叫阿斯特和列诺克斯，纪念的是图书馆的两位创始人。那时候，纽约向公众开放的 图书馆很少。其中一座是巨贾阿斯特(John Astor, 1763~1848)所建，他是德国移民，以皮毛地产和鸦片起家，图书馆是他送给市民的礼物，也是他仅有的一项大额慈善捐款。阿斯特家族是社会名流，逸闻 “八卦”很多，包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纠葛，这是后话。另一座是以善本珍本书闻名的列诺克斯图书馆，列氏(James Lenox, 1800~1880)是富家子弟，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酷爱藏书。他收的珍本善本包括古代抄本、地图、绘画、雕刻和美洲文物。流入美国的第 一部“古登堡《圣经》”就是他一八四七年的收获。列诺克斯图书馆建于一八七〇年，免费让学者和爱书人使用，但须预约，凭票入内。这开放时间的限制，或许出 于他藏书家的审慎，却上了《生活》周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头戴礼帽、手里攥着纸和雨伞的白胡子老先生，如约来到图书馆，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

本图书馆开放时间：
隔周星期一上午
9:58 – 10:00

两三座免费开放的图书馆，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纽约州州长提尔顿(Samuel J. Tilden, 1814~1886)早想改变这一状况，建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知识，享受平等的服务。州长是老牌政治家，一八七六年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那一次全国投票本是他领先，可惜在选举团票数上输给了对手，颇似二〇〇〇年的布什—戈尔之争。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呼吁支持者冷静，接受大选失败。不 久他因病退休，逝世后，墓碑上一行大字：“我依然信赖着人民。”还留下四百万美元成立基金，用来盖公共图书馆馈赠市民，表达他对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念。不 幸，这位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立遗嘱时，没有把亲属对财富的欲望考虑进去，遗产就引发了争讼。好在他的唯一的外甥女愿意成全舅舅的遗愿，基金才得以保住二百四 十万美元。之后，为解决资金分散和不足的问题，遗嘱执行人毕格楼先生提议，基金与阿斯特图书馆和列诺克斯图书馆合并，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 —提尔顿基金会，共建并管理公共图书馆系统。三家一拍即合，经过磋商，一八九五年基金会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诞生了。一九〇二年，又从钢铁大王兼慈善家卡 内基(1835~1919)那儿获得五百二十万美元的捐赠，在纽约各区兴建六十五个分馆(详见拙文《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作为捐款条件， 卡内基要求市府批出地皮并承担分馆的营运费用，由此开始了慈善捐赠与政府联手合作，以非盈利组织形式发展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尝试。非盈利组织架构符合图书馆 为社区服务的方针，使得图书馆能够自主管理运作，不受政府人事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约束，还可利用多样化的募捐，有效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纽约公共图书馆百年 来长足的发展和今天的崇高地位，当可证明这一架构的可行性及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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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温#总说“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我们国家“半数国人不读书”，所以，我们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民族没有希望吗？肯定不是，所以温总这句话是错的。

当百名青年在国图伴着淫雨霏霏，高声朗诵温@总《仰望星空》的时候，好像还到了高潮。我又觉得温￥总没错，我们应该向他致敬，因为高潮不是想有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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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特别是《风雅颂》的出版后，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甚至有人要烧掉这本书。《风雅颂》是我在去加拿大的航班上和加拿大宾馆里看完的一本书，我毫不怀疑该书中的“清燕大学”影射“北京大学”，其实北大的道学家没有必要对此口诛笔伐，作者的本意应是讽刺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罢了。这几天，我看到北京刀#客杨+的失踪妈妈被民间人士发现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消息，就联想到《风雅颂》的一段篇幅，主人公杨科由于得罪了学校的领导，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当荒诞题材的文艺作品碰到赤裸裸的现实的时候，上帝不知在想什么？

阎连科还当过三年的图书馆员，他在11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中写了一篇文章《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讲述了自己的读书经历。

对于一个职业就是写作的人，读书不应该是一种经历，而应该是一种日常。

可惜，读书在我，确实就是一种经历。三十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有些奢侈，有些异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然而因为大姐有病常年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各样的小说压在枕下。于是，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大姐的床头。都会被我生吞活剥地咽进肚里。这是我阅读的开始。是一个每每回忆起来，都倍感温馨的年代。那个年代，让我发现，除了贫穷的现实世界之外，原来在那些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渴望拥有那个世界。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希望通过写作，能创造出与我的现实完全不同的事件与故事，并通过写作，达到离开土地、走入都市的目的。如有可能，我希望我能如浩然一样写出一部《艳阳天》来，如张抗抗一样写出一部《分水岭》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

后来，在我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沿着命运给我划定的路线，欣然地当兵去了。许是因为上苍看到我对爱好的执着，许是因为，上苍明白，只有文学能够改变我的命运。也只有文学，才是我的命运。就在我当兵的第二年里，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一年是1980年，全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如此这般，我也就在一个民族的命运中随波逐流，读读写写，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凉爽的窗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对图书馆中十八、十九世纪的长篇，一一过目，爱不释手。把俄罗斯文学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的殿堂。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的风光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散发着森林和草地气息的段落，抄写在一个红皮本子上。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五十年代的那些革命小说，所以，当我读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就如北方人爱吃面食，又在饥饿中遇到整笼整笼雪白的馒头和整桌整桌的东北大菜一样，促使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后来读到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如《变形记》和《城堡》等，使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心灵相通那样的高深之道。就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样，总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

第二桩让我在后悔中安慰的事情是，我做图书管理员期间，我们师长的女儿不爱写作，却酷爱阅读，不仅常要找我借书还书，还爱和我讨论《飘》中的故事与郝思嘉和白瑞德的爱情命运，可惜那时我过于自卑，她又确实长得不好，使我放弃了主动抓住命运咽喉的机会，错过了一次高攀的良机。这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提干付出了无数努力，体会了深刻的人生甘苦，也让我在许多年前写那一批农民军人的小说时，水到渠成，得心应手，仿佛把镰刀磨快后投入到熟季的庄稼地里样。

现在，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读书和欣赏各样的小说，各样的书籍，可惜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生吞活剥与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读书变得挑剔而又刻薄。甚至，读书在许多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读书似乎就是为了写作，每读一页，都期望从中抓捞到自己的所需。如果没有，就觉得是一次没有意义的阅读旅行。还有，总是试图要把阅读变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运中的经历，可结果，一切的努力，却都是徒劳。一切的阅读，不仅是自己人生的经历，也是自己写作的经历。也是自己小说的命运与文运。再有，如今书是越读越少，阅读人的灵魂，却反而越来越多；对阅读变得苛刻挑剔，而对人际世事，也愈发地苛刻和挑剔。

我以为，这样不好。确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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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我南递北溉了一篇《读书无禁区》的文章，该文发表在《读书》的创刊号上。前天，买到了《炎黄#春秋》2008年第十一期，上面有《读书无禁区》一文的作者李洪林先生的一篇文章《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文章用了一个小节讲述了《读书无禁区》的故事，Google了一下，发现网上没有。我就把它敲出来，有兴趣没兴趣都看看，好久没有这样去打字了。

《读书无禁区》的故事

作者：李洪林

在《理论风云》（图有其表注：本书1985年初版，1986年再版，1987年查#禁）中余音袅袅久而未衰的当推《读书无禁区》。直到去年《读书》杂志撤换主编，人民还在谈论这篇文章。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的兴趣，决定把它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隙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立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绝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正因为《读书》杂志经过《读书无禁区》这场风浪，名气更大了，读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读书》杂志的标帜。一回顾《读书》，就要谈到这篇文章，所以有一次这个杂志多少周年纪念时（我已忘记年份，好像是二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决定拍一个专题节目，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编入这个节目，中央台到我家来见过面，准备拍一些电视访谈。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我这个著名的“自#由化分子”，“六#四”后蹲过铁窗的任务，能在党的电视台上露面吗？难道中国的政局真要解冻吗？

果然，对我的“电视访谈”最后泡汤了。结果电视播出的画面只有别人在谈《读书无禁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不能露面。那原因当然是一露面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这也算是我那本《理论风云》中余音萦绕最久的一则故事吧，前后经过了二十多年！

此段回忆写罢，偶然上网搜索一下“读书无禁区”，看看这个词是否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结果“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GOOGLE”搜出二万七千条，第一条就是“水木清华”在2000年1月9日“读书心得版精华区”上贴出的《读书无禁区》原文。转帖者在原文前面写道：“现在来读这篇二十年前发表的宣言级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又在原文末尾写了一句读后感：“我把琴盖合上，此曲已成绝唱”。

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世纪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音实在出乎意料。那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感慨良多”，我这个作者回想起自己坎坷的命运，尤其感慨良多。网上许多条目写的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犹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还能被人“犹记”多久，但仅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点滴来说，已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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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按摩：现在都在谈三十年，只不过是一百步看五十步而已。现在重新读读1979年复刊的《读书》第一期李洪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用社论的语言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象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作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

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过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翟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象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李洪林（摘自《读书》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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