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的博物馆照片展

去西班牙旅游，特意去了一趟他们的国家图书馆。西班牙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National Library of Spain）在首都马德里，离地铁站很近，就像现在我们的国家图书馆一样，来去很方便。很遗憾，我们去的时候是周六，西班牙国家图书馆虽然不是大门紧闭，却不对外开放，只留一个进入图书馆里的博物馆的入口。

与其说是博物馆，不如说是展览馆，因为里面陈列的都是与图书等文献载体有关的展览，很多虽也是老物件儿，但档次与我印象中的博物馆还是有些差距。三年前，去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时候，其附属的博物馆虽然不大，但每一件展品拿出来都是可以让拍卖行赚足眼球的。

西班牙国图的博物馆有些像我们国图的展览厅，但是比我们国图的展览厅要大，设计上更加讲究，可能在建造之初就是专门作为博物馆而设计。由于他们的展览也不定期更换，没准也能赶上毕加索等艺术家这样高档次的展览。

走了西班牙很多地方，发现博物馆很多，特别是不收费的小型博物馆，西班牙国图的博物馆算是小型中的庞然大物了。

西班牙国图始建于1712年，这是它的入口

门口的两大雕像之一

门口的两大雕像之一

西班牙国图的全景模型

图书的线装书？

古登堡之前人们对于文献的记录

博物馆内有一个现代化的影像馆

参观结束后正好赶上很多人游行或者集会（可能是），场面很壮观，好像是一个什么节日还是庆祝活动。机动车都为他们让路，也没有看到什么警察。在西班牙这种情况挺常见的，我两天前的晚上在塞戈维亚也碰到过一次他们一次宗教式的游行纪念活动。很想参与其中，可是时间又不允许。

在北京是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和谐社会嘛。

最后一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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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岛的细沙》之二

报载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每年仅0.7本，大大低于邻邦(据说韩国是7本，日本更高达40本)，原因很多，但公共图书馆匮乏、服务不便肯定是一个。专业 化管理、馆藏丰富、资金充足的公共图书馆真是太少了。所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看一看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我以为那遍布全市各个街区的图书馆系统，是可以当作 我们的理想，即缓慢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的。纽约之为文化艺术的世界大都市，纽约市民的综合素质之高，都体现在这一理想每天的实现之中了。

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五年，主馆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四十二街。主楼的设计揉合了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法国学院派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宏伟，正 门宽阔的台阶两旁，各立一尊田纳西粉红大理石雄狮，出自雕塑家爱德华.波特之手。南边那头狮子习称“耐心”，北边的叫“坚毅”，象征求知者的品格，也是这 座知识殿堂实施的民主与公平原则的见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图书馆拥有276万读者证持有人；每年接待读者4,175万人次，包括2,541万 互联网借阅人次。馆藏文献5,100万件，并以每周万件的速度增长。它的四个研究型图书馆和八十六个社区分馆，每年举办二万八千个展览、讲座和学习班活 动，图书馆员回答六十一万二千个咨询问题。如此庞大的机构，一切服务免费且有条不紊，百年如一日，是如何做起来的呢？答案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 克斯—提尔顿基金会，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或许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公办的，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为什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反常例，取非盈利 组织的营运模式呢？

非盈利组织是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社团，则可说是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这一点，一百六十年前，法国政治家与史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有细致的观察：“无论什么地方，新事物一起头，在法国你就看到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是有地位的人，而在美国，你肯定会见到民间社 团。”(《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章二节五)。在美国，非盈利组织因为享有税务上的优惠，便为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乃至工商与专业咨询团体所采用。 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非盈利组织的框架下，吸引利用私人捐赠，有效管理图书馆这一公共事业，为公众免费提供知识信息和服务。它的成长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 中叶。

让我从那两头守门石狮的名字说起。“耐心”“坚毅”是俗称，它俩的大名叫阿斯特和列诺克斯，纪念的是图书馆的两位创始人。那时候，纽约向公众开放的 图书馆很少。其中一座是巨贾阿斯特(John Astor, 1763~1848)所建，他是德国移民，以皮毛地产和鸦片起家，图书馆是他送给市民的礼物，也是他仅有的一项大额慈善捐款。阿斯特家族是社会名流，逸闻 “八卦”很多，包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纠葛，这是后话。另一座是以善本珍本书闻名的列诺克斯图书馆，列氏(James Lenox, 1800~1880)是富家子弟，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酷爱藏书。他收的珍本善本包括古代抄本、地图、绘画、雕刻和美洲文物。流入美国的第 一部“古登堡《圣经》”就是他一八四七年的收获。列诺克斯图书馆建于一八七〇年，免费让学者和爱书人使用，但须预约，凭票入内。这开放时间的限制，或许出 于他藏书家的审慎，却上了《生活》周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头戴礼帽、手里攥着纸和雨伞的白胡子老先生，如约来到图书馆，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

本图书馆开放时间：
隔周星期一上午
9:58 – 10:00

两三座免费开放的图书馆，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纽约州州长提尔顿(Samuel J. Tilden, 1814~1886)早想改变这一状况，建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知识，享受平等的服务。州长是老牌政治家，一八七六年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那一次全国投票本是他领先，可惜在选举团票数上输给了对手，颇似二〇〇〇年的布什—戈尔之争。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呼吁支持者冷静，接受大选失败。不 久他因病退休，逝世后，墓碑上一行大字：“我依然信赖着人民。”还留下四百万美元成立基金，用来盖公共图书馆馈赠市民，表达他对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念。不 幸，这位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立遗嘱时，没有把亲属对财富的欲望考虑进去，遗产就引发了争讼。好在他的唯一的外甥女愿意成全舅舅的遗愿，基金才得以保住二百四 十万美元。之后，为解决资金分散和不足的问题，遗嘱执行人毕格楼先生提议，基金与阿斯特图书馆和列诺克斯图书馆合并，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 —提尔顿基金会，共建并管理公共图书馆系统。三家一拍即合，经过磋商，一八九五年基金会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诞生了。一九〇二年，又从钢铁大王兼慈善家卡 内基(1835~1919)那儿获得五百二十万美元的捐赠，在纽约各区兴建六十五个分馆(详见拙文《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作为捐款条件， 卡内基要求市府批出地皮并承担分馆的营运费用，由此开始了慈善捐赠与政府联手合作，以非盈利组织形式发展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尝试。非盈利组织架构符合图书馆 为社区服务的方针，使得图书馆能够自主管理运作，不受政府人事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约束，还可利用多样化的募捐，有效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纽约公共图书馆百年 来长足的发展和今天的崇高地位，当可证明这一架构的可行性及成功之处。

但随之而来的是筹款压力。根据图书馆二〇〇七年的预算和资金来源报告，预算为三亿一千一百万美元，政府拨款和捐赠及其他各占50%。换句话说，图书 馆当年必须从个人、企业和营运(包括投资)收入中筹措一亿六千万美元，才可避免赤字；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为此，图书馆的筹款计划全方位出击，从抽奖活动、 捐款午餐、盛装晚宴，到寻找有希望的捐赠人，长期“追求”培养感情，务必击败一切募捐竞争对手，最终获得捐赠。例如，上文说到的创始人之一阿斯特的后人， 便是重点争取对象。一九一二年四月，雅各.阿斯特四世与怀孕的第二任妻子乘“泰坦尼克号”返美，不幸船触冰山，他送妻子与全船妇孺登上救生艇，自己与“泰 坦尼克号”一同沉没。各种版本的“冰海沉船”小说、戏剧和电影，都少不了描绘渲染这悲壮的一幕。当时，长子文森特刚满二十岁，在哈佛读本科，继承了约二亿 美元的遗产，遂退学掌管家族实业，时人称作“世上最富的男孩”。文森特一九五九年过世，将全部财产留给第三任妻子波露克。波氏热心公益，赞助过许多文化艺 术机构，特别看重纽约公共图书馆。前年，波氏以一百〇五岁高龄去世，留下一大笔遗产给纽约公共图书馆。但她八十多岁的儿子(与前夫所生)不肯放手，企图独 吞遗产。此前，她的孙子将父亲送上了法庭，告他虐待祖母。基辛格博士领头支持孙子，知名人士纷纷表态，成为哄动一时的官司。图书馆当然也得捍卫自身和公众 的权益，立即请了律师。这场遗产大战，结果如何尚未分晓。

遗嘱捐赠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资金来源，而遗产官司时有发生。因此，图书馆专门聘任了擅长遗产法的律师，指导捐赠人立遗嘱，明确意愿，避免纠纷， 并且随时准备维护权益，确保遗嘱人的意愿得到执行。此外，图书馆还于一九九一年成立了毕格楼协会(Bigelow Society)，凡把纽约公共图书馆列入遗产规划的慷慨人士，都自动成为该荣誉组织的成员。图书馆经常邀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并在年度报告里列出他们的名 字，既是宣传表彰，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捐赠人意愿的公示。由此可见，图书馆在处理私人捐赠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然而，在争取和管理慈善捐赠的技术问题背后，始终有一个更大、更基本的关注，就是在接受捐赠的同时，图书馆如何代表公众利益，本着民主公平的原则， 坚持服务市民的目标。在私有制社会，富人的慈善归根结蒂，源于财富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因而捐赠人和受赠方不平等的地位同潜在的利益冲突，是消除不了 的。图书馆接受捐赠，便担负了一种道德责任：缓解或调和图书馆所代表的公共权益与捐赠人的“自利”倾向之间的冲突。在资本通过市场培育的意识形态下，自由 竞争、利润驱动等机制受到鼓励和保护，贫富不均本是“天经地义”的。竞争胜利者卡内基进一步认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不仅有利于社会繁荣、文明进步，而且维 持着民主制度和自由权利。任何破坏这制度的企图，都会导致社会混乱、扩大贫穷。因此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富人应有道德义务，将聚敛的财富在有生之年捐 出，或至少要做好捐赠的安排，并且学习如何用捐赠改善社会。他身体力行，过世之前就将90%的财富捐了出去，其中约22%赠与公共图书馆。因为事先给家人 安排好了生活费用，他的遗嘱没留任何财产给妻子和女儿。他的主张在当时和对后代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先生的慈善计划或多或少是他的拷 贝。

不过，这些慈善行为不等于无条件的奉献，而是捐赠人的价值观、个性和理想的强势表达。“捐赠人意愿”(donor’s intent)是现代西方慈善业的核心概念，一切募捐、税务、立法等都围绕它运作，奉行捐赠人意愿至上的原则。在此意义上，慈善机构和慈善事业，乃是现代 西方式民主的一个特殊品牌。这品牌有点像传统观念中的好善乐施，但实质不同。因为它并不要求无私奉献，也不鼓励把他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它只是告诫人 们，要看清楚自己的目标和他人目标之间的关系，自己利益的实现对他人利益实现的依赖和相互影响，然后争取达到利己也利他的双赢。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 主》中把这种实用理性总结为“自利”学说，指出：美国人似乎总是知道如何把“自利”和“利他”结合起来，即在“自利”的前提下，为他人的福利也做些善事。 捐赠人意愿原则与此一脉相承：富人享有资本赋予的“天然”特权，即有权自由选择捐赠项目，决定捐赠金额和时间，附加各种捐赠条件，等等。法律必须尊重并保 护捐赠人意愿。当捐赠人几乎全权掌握了资金的流向，很容易通过捐赠将自己的价值观乃至具体计划施加于受赠方时，公共图书馆怎么办？它能做的就是，尽力争取 社区居民的关注，扩大参与，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赢得政府支持，夺取公共话语控制权，同捐赠人谈判，劝导无条件捐赠。由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对慈善捐赠的深度依 赖，更由于它每天要面对政府、公众、读者直接和间接的监督，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照顾捐赠人意愿，争取合作成功就十分重要了。它在敏感、脆弱的道德警戒线上 运作，便时时考验着管理者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毅力。

最近的一场考验发生在去年。三月间，纽约公共图书馆宣布一个总投资为十亿美元的改造计划，旨在大幅扩展服务领域，适应二十一世纪信息社会的需要。一 场募捐大战打响了。十分幸运，五月份就有人认捐一亿美元，也是图书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私人捐款。庆贺之余，碰到一个不大不小，却十分典型的问题：如何表 彰志谢，才能让捐赠人和公众双方满意。捐赠人是富商希瓦兹曼(Steve Schwarzman)先生，大名鼎鼎的黑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前年六月颇有争议的黑石上市的最大赢家，手持24%股份约八十亿美元，外加四亿五千万 现金(而中国入股迄今，黑石股价一路下跌，恐怕是最大的输家)。希瓦兹曼是犹太人，父母开过窗帘小店，他本科耶鲁，哈佛MBA，属于华尔街的精英。早在二 〇〇一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就邀他做了董事会成员，联络感情，做好了募捐的前期准备。这一回，希瓦兹曼果然不负众望。不久，图书馆宣布，总馆主楼将改名为希 瓦兹曼楼，还要将他的名字刻上主楼，以表彰他的突出贡献。这可是破天荒，因为自一九一一年总馆落成以来，只有三位创始人得此殊荣。而他们的名字仅在正门上 檐出现一次，字体为一英尺大小。现在，希瓦兹曼的名字要出现五次，三次在第五大道正门石阶和石柱底座上，两次在四十二街边门灯柱的石座上。决定一经公布， 纽约市民及媒体大哗。地区史迹保护委员会的威廉斯先生在听政会上表示：“镌刻名字的次数和他们提议的用语、设计、位置，夺走了这座建筑名胜有节制的古典的 朴素与庄严”(《纽约时报》2008.4.23)。同一天的《纽约杂志》则讽刺道：“当我们知道希瓦兹曼的名字不会刻上公共图书馆门柱的楣檐时，真为纽约 松了一口气。[这座建筑]永远是我们的公共图书馆……而‘希瓦兹曼图书馆’听起来一点也不公共，更像是排他的、为有钱人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主席不得不出 来，为刻名字辩护，说：这样表彰捐赠人是图书馆的惯例(尽管主楼正门向来不在此例)。名字出现五次，只是为了对称美观，且字体小，仅有2.5英寸。为了得 到纽约市名胜古迹保护委员会的批准，他还保证，今后不会在主楼正面镌刻任何人的名字。但他最有力的理由是：希瓦兹曼十分慷慨，捐赠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暗示 公众是受益方，公共权益没有被妥协。希瓦兹曼本人也声称，刻名字是图书馆主动提议，他只是从命而已。

希瓦兹曼的名字终于刻上了主楼，重复五次，将与图书馆共存而经受历史的评判。同时，这刻名字的争议也提醒了我们：图书馆的名称蕴含着公益立场和社会 理想的宣示，具有唤起公众情感、感召认同、激励参与的力量。因此改名和命名一样，有可能是重大的公共事件，而非仅是捐赠人和图书馆(受赠方)的协议内容。 故而改名若暗示受赠方妥协或放弃公益立场，就容易引发图书馆的形象与信任危机。这在互联网时代，负面消息的传播、放大快如闪电，对筹措资金的影响就更大 了。考虑到改名、命名是受赠方为数不多的表彰捐赠的方式之一，如何审慎而有创意地利用这个宝贵资源，确是一种政治智慧。

随着慈善事业的成熟，捐赠人表达“自利”的欲望和实现“利他”的幸福感同步增长，文化教育艺术卫生等领域的发展日益依赖私人捐赠，公共图书馆也不例 外。这是时代的大趋势，但也带来一个隐患，有可能削弱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多元包容性。哈佛法学院的桑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在研究互联网时发现，互联网对民主具有一种极端化效应。尽管网上提供的言论自由环境把巨大的人口带到了一起，但这类聚集往往有很强 的自我选择倾向。他的试验观察揭示：自我隔离的言论自由倾向于吸引有相同想法的人，造成“人以群分”的一个个空间；并在空间内部不断强化本群体的主流观 点，多元化的视角迅速消失，造成一个缺乏乃至排斥不同意见，压制建设性对话的局面。而不同意见的建设性对话本是民主进程的保证。因此桑教授认为，这类聚集 或“网上部落”扭曲了言论自由的真实意义。民主的健康发展仅有言论自由还不足以保全，同样重要的是，人们需要有不加选择而相遇的机会，尤其是遭遇各种迥异 的想法和论题之间未必愉快的碰撞，通过理性交流，凝聚各类不同的人(《哈佛杂志》3-4/2009，页10-11)。如此看来，公共图书馆在互联网时代的 一大功能，便是提供不同意见的人们通过书本或面对面相遇、交流思想、参与建设性对话的真实的社区空间了。

可是，这一空间尽管真实、不可缺少，却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坚固。公共图书馆收藏的应当是未经“过滤”的人类知识与智慧之作品，但因为经费不足而必 须有取舍；它应当让所有读者享有平等而自由地使用全部馆藏的权利，但出于政治与道德禁忌，甚至捐赠人意愿等因素，使用范围总是有所限制且不尽平等。稍不留 心，它还有可能失去政府拨款，得不到慈善捐赠而衰落、消亡。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不少公共图书馆的生存。为了保护这一空间，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争 取公众广泛积极的支持。纽约公共图书馆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采取各种方法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例如宣传普通市民的小额捐赠，赋予公众使命感和拥有 感。它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的。去年，图书馆举办面向市民的年度“梦幻募捐”抽奖，年龄最大的捐款人是九十八岁的退休教员雅各斯太太。她每年来买十来块钱的 抽奖券，买了好几十年了。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自己从未期望过中奖，只想表示对图书馆的支持。雅各斯太太微薄的捐赠，当然不会替她换来显赫的刻字殊荣。但 她的关心、她的信任、她多年不懈的付出，代表了纽约市民对“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发自内心的支持。人民的公共图书馆永远依赖着人民。

二〇〇九年三月，原载《读书》9/2009

戴恩(Phyllis Dain)：《知识宇宙：纽约公共图书馆》(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 Universe of Knowledge)，NYPL in Association with Scala Publishers, 2000。
杜威(John Dewey)：《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Swallow Press, 1954。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Harvey Mansfield & Delba Whinthrop英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
来源：http://www.ideobook.com/926/i-still-trust-people/#more-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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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民族没有希望吗？肯定不是，所以温总这句话是错的。

当百名青年在国图伴着淫雨霏霏，高声朗诵温@总《仰望星空》的时候，好像还到了高潮。我又觉得温￥总没错，我们应该向他致敬，因为高潮不是想有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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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还当过三年的图书馆员，他在11月9日的《南方都市报》中写了一篇文章《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讲述了自己的读书经历。

对于一个职业就是写作的人，读书不应该是一种经历，而应该是一种日常。

可惜，读书在我，确实就是一种经历。三十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有些奢侈，有些异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然而因为大姐有病常年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各样的小说压在枕下。于是，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大姐的床头。都会被我生吞活剥地咽进肚里。这是我阅读的开始。是一个每每回忆起来，都倍感温馨的年代。那个年代，让我发现，除了贫穷的现实世界之外，原来在那些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渴望拥有那个世界。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希望通过写作，能创造出与我的现实完全不同的事件与故事，并通过写作，达到离开土地、走入都市的目的。如有可能，我希望我能如浩然一样写出一部《艳阳天》来，如张抗抗一样写出一部《分水岭》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

后来，在我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沿着命运给我划定的路线，欣然地当兵去了。许是因为上苍看到我对爱好的执着，许是因为，上苍明白，只有文学能够改变我的命运。也只有文学，才是我的命运。就在我当兵的第二年里，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一年是1980年，全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如此这般，我也就在一个民族的命运中随波逐流，读读写写，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凉爽的窗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对图书馆中十八、十九世纪的长篇，一一过目，爱不释手。把俄罗斯文学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的殿堂。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的风光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散发着森林和草地气息的段落，抄写在一个红皮本子上。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五十年代的那些革命小说，所以，当我读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就如北方人爱吃面食，又在饥饿中遇到整笼整笼雪白的馒头和整桌整桌的东北大菜一样，促使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后来读到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如《变形记》和《城堡》等，使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心灵相通那样的高深之道。就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样，总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

第二桩让我在后悔中安慰的事情是，我做图书管理员期间，我们师长的女儿不爱写作，却酷爱阅读，不仅常要找我借书还书，还爱和我讨论《飘》中的故事与郝思嘉和白瑞德的爱情命运，可惜那时我过于自卑，她又确实长得不好，使我放弃了主动抓住命运咽喉的机会，错过了一次高攀的良机。这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提干付出了无数努力，体会了深刻的人生甘苦，也让我在许多年前写那一批农民军人的小说时，水到渠成，得心应手，仿佛把镰刀磨快后投入到熟季的庄稼地里样。

现在，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读书和欣赏各样的小说，各样的书籍，可惜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生吞活剥与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读书变得挑剔而又刻薄。甚至，读书在许多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读书似乎就是为了写作，每读一页，都期望从中抓捞到自己的所需。如果没有，就觉得是一次没有意义的阅读旅行。还有，总是试图要把阅读变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运中的经历，可结果，一切的努力，却都是徒劳。一切的阅读，不仅是自己人生的经历，也是自己写作的经历。也是自己小说的命运与文运。再有，如今书是越读越少，阅读人的灵魂，却反而越来越多；对阅读变得苛刻挑剔，而对人际世事，也愈发地苛刻和挑剔。

我以为，这样不好。确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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