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书权拜小诸侯》的一点说明和序

在2014年4月,《拥书权拜小诸侯——图书馆馆长访谈录》由海洋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任《数字图书馆论坛》执行主编时,为刊物所写的馆长访谈集结而成。

我一直对于白纸黑字有敬畏感,即使在信息泛滥的今天。由于本书稿已经在刊物上分期出版过,所以我对于文字的差错率还是很有信心。但拿到书后,当目前为止发现了两处使我有些郁闷的错误:

一处是第104页“您的77级同班同学力求同在2012年7月……”,应为“您的77级同班同学利求同在2012年7月……”。翻看我的原稿和之前的刊物出版稿,都没有出现错误。我猜想是出版社纠错软件出的问题,将“利求同在”改为“力求同在”;

另一处是第249页我写的跋中落款“2014年2月于北京大学燕圆”,应为“2014年2月于北京大学燕园”。我提交的原稿中为“北京大学三院”,编辑认为三院会有歧义,我也认同,并电话中说明改为“北京大学燕园”,但却最后变成了“北京大学燕圆”。

我很纠结于这两处错误,一是因为将人名写错,二是将地名写错。如果有朋友看书时还发现有如此错误,请告知,谢谢先。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兹恒教授为本书写序,今秋,我将再入师门,攻读博士研究生。

此序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编辑做了一点删减,现附上全文:

《拥书权拜小诸侯》序

当我拿到顾晓光交给我的书稿,并让我为该书作序时,我很感慨。晓光作为《数字图书馆论坛》的执行主编,我知道这是他的工作,但又不完全是他的工作。如果仅仅为了工作,他不需要做那么多功课,亲自去采访那么多内容。应该说,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文化责任所在。

记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当历史的尘埃消散以后,能够使我们名垂青史的,不是政治上的胜利,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对人类精神的贡献。回首人类文明发展史,无论是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所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其凝聚的精神力量和散发的精神魅力,已形成一座座历史标致性的东西,永远矗立在历史长河中,为人类所共有。而图书馆作为文化繁荣和发展的一个缩影,正是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链条和平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图书馆办好了,就等于举起了一面文化的大旗。谁是举旗人?毫无疑问,一定是图书馆馆长。图书馆馆长是图书馆的管理者,爱岗敬业、躬行践履、乐于奉献是其必需的修养。作为图书馆的掌门人,图书馆馆长又是图书馆的灵魂,他们的学识、眼光、胸襟和对图书馆工作爱之、乐之、好之的思想境界,不仅能够被读者感受到,也能够被同行体会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图书馆界成长起来了一批有胆识、有理想、有创新、有作为的图书馆馆长,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新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领军人物。从2012年开始,晓光开始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程”,采访这些处于中国各类有代表性的图书馆领导位置,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图书馆馆长。本书所收录的馆长访谈, 包括了吴建中、葛剑雄、朱强、陈昭珍、李东来、吴晞等,他们每个人都是中国图书馆界的风云人物,他们所创新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一本图书馆工作大全。

很多人想要了解这些馆长们是如何成功的,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们的改革遇到过哪些困难,但馆长们都那么谦虚,不愿过多地展示自己,使得平常人很难获得全面的信息。而晓光与馆长之间的这种访谈则是一种良性互动与人文共识的完美结合。他通过近距离对话中国图书馆界的世纪名宿,触摸一个时代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为我们展示了这些榜样馆长们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即使是图书馆学界外的读者,也能够通过这些访谈进一步加深对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理解。

晓光以自己的真诚与纯粹,使一个个代表性的图书馆向读者展示出了它们的丰厚与深邃;也让读者能够从一位位杰出馆长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和真切风趣的性情记忆中,回溯时代变迁与思想脉动的悲喜浮沉。他所写出的文字,或灿烂,或淡泊,但交流碰撞的现场感有如老朋友在娓娓絮谈。晓光是幸运的,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得到与各位馆长深度对话的机会,转而把丰富邃密的珍贵对话演绎为可资留档的扎实文本。当我读到书中《拥书权拜小诸侯》的时候,已经对晓光的“幸运在场”心向神往,恨不得取而代之以达“借光掠美”的一己之私。

本书集中展现了一篇篇精彩机敏的对话,各位图书馆馆长那种沉静与隐忍的人格星辉于我们如精神粮仓,需要悉心看护,相信对很多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悠长的期冀和关照。就此而言,能够为这本书作序,我同样要感恩这种“职业幸运”,不仅仅是因为我曾经是晓光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我希望这本书可以打开一扇窗户,是针对读者的,了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窗户。让我们听听图书馆馆长如何说,不要想当然。

这本书开了一个好头。

刘兹恒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纸质版谢幕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出版了80年历史上的最后一期纸本刊,用黑白色的曼哈顿大楼做封面,用“#lastprintissue”做封面主题词,这个有着微博时代特有意义的“#”昭示着她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心情,主编Tina Brown在12月23日将最后一期封面发在twitter上,用了“Bitter sweet! Wish us luck!”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粗看了一下Retweet人的评论留言,基本上用哀伤和祝福来表达他们的心情。虽然我不看《新闻周刊》,但是我能够理解这种心情。我现在每个月还要花200元左右买杂志,虽然看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总割舍不下这种习惯。

不知道此次《新闻周刊》的转型结果会怎样,我觉得情形不容乐观,纸质版上百万的订户(它吸引了远比数字版多的广告客户)是否能够转到数字版,虽然价格便宜了很多。现在数字版月订阅价格为2.99美元(之前的定价为4.99,和纸质版一期的价格差不多),甚至比纸质版一期的价格还要便宜不少。

期刊的全面转型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表面上“Bitter sweet!”,实际上是苦中求乐。一位推友在评论封面上的“#lastprintissue”时说,因为有一个“#”,这就像用最后一口气指认出凶手为谁(”like using your final breath to ID the killer”)。

革 命者总是痛苦的,但也许那些还在看热闹的纸质媒体人在多年后拿出小手枪朝屏幕打出四个大字”悔不当初”。希望《新闻周刊》这样的先行者一路走好。


最后一期纸质版封三的数字版广告


死亡不可怕,就怕回忆那些韶华。

附我固定买的杂志:

1 Lens视觉(有全文APP,还在改版,但部分网站上有电子版,我最爱的中文杂志,因为它有不可替代性)
2 南都周刊(有全文APP)
3 华夏地理
4 孤独星球(有全文APP)
5 读书
6 万象
7 炎黄春秋
8 第一财经周刊(有全文APP)
9 看电影
10 看电影午夜场

还有不定期买的杂志若干以及iPad上的若干免费杂志

近期出版二三事

前两天默多克的电子新闻报纸The Daily宣告12月15日后停止,幸亏是这个时间,如果在5月份学位论文答辩前推出这个消息,那些写诸如《从The Daily看数字化媒体光明未来》论文的学生该如何是好。

一本业内的学术期刊《出版史料》明年停刊。按照编辑部的说法,并不是停刊,而是“为了适应期刊体制改革”,将季刊改为丛刊。这个叫丛刊的术语也很暧昧,它摆明了已经不是有ISSN的连续出版物,我特别好奇这个珍贵的ISSN号明年的归属是何。

还有一本《网络与信息》的期刊从十月份开始就停刊了。

小强说今年杂志全面亏损,他说的主要是消费类大众刊物。

还有很多编辑在静候着期刊改制的政策。无论怎么改制,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社会和一个逼良为娼的职称等评审制度,学术期刊的编辑依然会享受垄断带来的好处。

旧作祝中华书局百年荣耀:梁启超与中华书局

按:昨天(2012年3月22日)是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日,想起自己对中华书局这个百年老店还有一些情分。2004年,我曾经和张洁老师合写了一篇《梁启超与中华书局》的文章(当年为了写这篇文章,看了几十本关于梁启超的书),发表在《光明日报》。重贴出本篇文章,向百岁的中华书局道一声:生日快乐!

梁启超与中华书局

近年来,众多近代文学研究者愈来愈着力于近代出版史研究,代表者如陈思和、陈平原等先生。这些学者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是和近代知识分子研究或其他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目的在于通过出版史中透出的信息揭示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近代出版界中,中华书局可谓翘楚,众多文坛名宿的鸿篇巨著由此流播社会、传于后世。在这些名宿中,有人更是选择中华书局作为自己泣血之作的终身托付之所,两者之间的信任和默契构筑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有的、感人的风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近代中国,以言论极大地影响全国,开辟舆论阵地者,首推梁启超。梁漱溟曾说梁启超一度将整个思想界造成了他的天下。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政治变革、思想启蒙及文化救国,投笔为枪是其最有力的武器,其著作可谓等身计。因此,对于这些凝聚他毕生心血的书稿,选择合意的出版局显得十分重要。中华书局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从成立之日起,便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梁启超一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梁启超选择中华书局,主要源于对于中华书局所出图书质量的看重,他曾对中华书局所出《四部备要》赞赏有加,称为“旷古所无”。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书局在作者群中信誉极好,恪守信用,从不拖欠,甚至可以提前借支稿酬。梁启超与中华书局渊源很深,除作者身份外,他是中华书局早期编辑所的成员之一,还曾于1916年当选为中华书局第六届董事。梁启超一生著述集粹于《饮冰室合集》,这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图书和刊物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解放前,中华书局共出版过梁启超的集本三次。1916年9月,《饮冰室全集》第一次出版,全集侧重于政论、书牍类文字。梁启超于6月手定,共四十册。至11月再版。翌年,又出缩本《饮冰室全集》,分订四十八册;1926年12月,《饮冰室文集》乙丑(1925)重编本出版,聚珍仿宋版排印,线装八十册。分为五集,第一集为戊戌以前所作,第二集居东瀛时作,第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迄最近作,第五集为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内容较以往几家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都丰富,但也还有些重要著作如《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未曾收入;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由其家属和亲友委托林宰平重新编辑。1936年1月《饮冰室合集》开始出版,林宰平编。计文集十六册,四十五卷,专集二十四册,一百零三卷,共四十册,一百四十八卷,七百七十余万字,4月份出齐。此次不同于以前梁启超所著集本,大都只收录政论、散文,文集附有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专集附门人笔记若干种。比较系统全面地编订了梁启超一生的著述。正如《饮冰室合集·例言》所说 “借可窥见作者思想之发展及三十年来政局及学术界转变之迹”。是目前能见到的收录最丰富、质量最好的一部梁启超著作的结集。比1926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多出一百五十篇、专集六十三种。其后陆续发行单行本三十余种。1989年,中华书局根据这个版本影印,装帧成32开精装12册行世。

20年内连续三次整理出版《饮冰室集》已属少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编辑们的认真与细致,系统概括了梁启超一生的主要思想著作,这比之树碑立传更有价值,梁启超也因此传文于后世,中华书局可谓居功至伟。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为争夺《饮冰室全集》的出版权,中华书局曾与商务印书馆口角相争,足以见出中华书局对于梁启超这部著作的重视。此年六七月间,中华书局在报上刊登发售《饮冰室全集》的预约广告,在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发售预约“梁任公先生编定《饮冰室从著》”48册的广告也刊载发布。为了表明自身对梁启超文集的出版拥有权,也为了暗示商务勿得搅局,中华书局采取了杀鸡儆猴的策略。当时适有普新书局刊行《梁任公文萃》一书,所收文章半辑自梁启超所办《大中华》杂志及《庸言》报。中华书局乃登报声明 对《庸言》及《大中华》拥有版权,将控告任何编选梁著的出版者。

商务印书馆并未为之所动,继续积极争取梁启超文集的出版权。他们得知,梁启超与中华书局就自办刊物《大中华》有契约,梁可以自己编纂文集,而梁启超因《庸言》报而借中华书局3000元,在还款之前,版权归中华书局所有。为了抢得出版权,商务印书馆多次上门与梁启超商谈,愿通过律师交涉,代偿梁启超向中华书局所借3000元以赎回《庸言》报权,或将《庸言》归于商务。中华书局当然不能坐视。1916年9月,书局负责人陆费逵为此特访张元济于商务印书馆,出示了《大中华》与《庸言》与梁启超所订的契约。陆费逵说“《大中华》文字,任公自刻文集,可以编入之说,契约上并未载明。当时系口头声说,王仰先含糊应允,将来总可商量,此时在法律上不能有效。为尊重彼此版权起见,最好彼此商托。商务必须采用《大中华》文字,须有相当办法。可作为中华特别允许。”而张元济则认为商务印书馆并没有侵犯中华书局版权的意思,梁启超自行编辑,与中华书局无关。当月24日,张元济紧急造访梁启超,梁启超出示了与中华书局所订的《饮冰室全集》合同,并称中华书局已经复信允许其自编文集及采用《大中华》文字。于是张元济请梁启超在中华契约上声明,系自行编纂,交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书局丝毫不得有所侵犯。梁启超同意照办。两人又谈到《庸言》报的事情,张元济认为如果赎回,商务印书馆愿为其交款。梁启超则认为不必,并称该报对于商务印书馆未必有用。最终的结果,中华书局的《饮冰室全集》和商务印书馆的《饮冰室从著》在9月同时出版。

除《饮冰室集》外,中华书局在其他方面也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华书局是梁启超自办刊物《大中华》的出版局,此外,中华书局发起的时局小丛书计划,也由梁启超主编。中华书局的启事里述其缘起说 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于吾国者甚大,不惟政治财政与有关系,即实业及社会上种种事情亦无一不视时局为进退也。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瞭然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现已陆续脱稿,四个月内出全。(《中华书局启事》《大中华》第一卷第一期)。除了《大中华》,梁启超还参与了中华书局印行的《改造》月刊的创刊工作,旨在“群性与个性之交融,思想及经济社会之改造,并介绍世界有影响之学说,发扬我国固有之文明”,成为传播新文化主要刊物之一。在创刊第一号上,梁启超亲笔题写发刊词。

梁启超的影响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方面来自“笔锋常带情感”、富有磁力的文章,另一方面则得力于中华书局这一出版媒介。学者和出版者的唇齿相依造就了利益双赢,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联手促成了更多的流芳百世的佳句杰作,大大地推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数字八卦(六):邬书林谈中国的出版

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出版业发展形势严峻,世界上一些出版强国出现了严重衰退,中国出版业同样受到了严峻挑战。2008年中国出版物出口量减少超过1/5,出版物发行网点同比减少3.59%,印刷企业数量锐减。

2008年,中国出版业表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全年共出版图书27万余种,总印数近70亿册(张),定价总金额791亿元。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 11.03%,总印数增长10.21%,定价总金额增长16.95%。与此同时,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型出版业态飞速发展。截至2008年12月,中国数 字出版业的整体营业规模达530亿元,比2007年增长46.42%,已经同传统出版业平分秋色。

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70%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的阅读条件非常差。为切实改善农民的读书条件,2008年中央财政拿出6亿多元人民币,加上地方政府 的投入,共投入资金20多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计划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所有64万个自然村的每个村都要建设一个“农家书屋”。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3年多来取得显著成绩,共资助出版中国图书翻译项目990种、1381部,涉及36个国家、21种语言、156家出版社,推荐目录的图书已达2000多种。

截至2009年5月,全国先后组建26家省级出版集团公司,24家发行集团公司,全国512家经营性图书出版社中已有263家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改革为出 版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根据数据显示,17家实现了转制改制的集团公司,平均总资产增长66.2%,利润总额增长25.3%, 最多的增长了300%。上市的11家出版、报业、发行等公司市值约2000多亿元,净融资240多亿元。

截至2008年底,全国579家图书出版社中,已有90%开展了电子图书出版业务,出版电子图书50多万种,与2007年相比增长25%。发行总量超过3000万册,收入达到3亿元,同比增长50%。

来源: 新华书目报 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努力加快出版发展

数字八卦(五):2008中国数字出版年会

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的统计,2007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超过360亿元,比2006年的200亿元增长了70.15%。其中,互联网期刊和多媒体网络互动期刊收入7.6亿元,电子图书收入2亿元,数字报纸(含网络报和手机报)收入10亿元,博客收入9.75亿元,在线音乐收入1.52亿元,手机出版(含手机彩铃、手机铃声、手机游戏、手机动漫)收入150亿元,网络游戏收入105.7亿元,互联网广告收入75.6亿元。到今年底,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整体收入规模将达到530亿元,比2006年增长149.13%,比2007年增长46.42%。

截至2007年,我国市场上流通的电子书已达40余万种,居全球首位。截至200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53亿人,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9100万人,网民规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提高至19.1%。其中宽带网民2.14亿人,手机网民7305万人。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调查,2007年国民网络阅读率为44.9%,比2005年的27.8%,提高了17.1个百分点。

2008年6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国家级多媒体数字出版实验室”的调查结果显示,在335份多媒体数字报纸中,需要付费浏览的仅有14份,占全部被测试对象的4%;免费浏览的321份,占96%;出版社的数字出版物销售收入正在逐年增加,甚至已成为少数出版社销售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目前大多数出版社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纸质出版物。

2004年有5家出版集团达到国内500强企业规模。多数出版集团都拥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并成为当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如2004年,河南出版集团经营总规模62.8亿元,资产总额51亿元;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实现销售总额62亿元,总资产50亿元;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销售收入53.1亿元,资产总额达到52.6亿元;长江出版集团资产总额为21.5亿元、净资产15.3亿元;广东省出版集团总资产达到40多亿元。

此外,2004年,中国出版集团等15家出版集团拥有下属图书出版社118家,占全国576家出版社的20%左右。其中拥有出版社数量最多的出版集团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拥有15家出版单位。从出版图书品种数量看,2004年15家集团的118家出版社共出版了54541种图书,占全国出版图书总品种的26.18%。

来源: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主题报告

我国传统书报刊的整体收入2007年是990.08亿元,而数字化书报刊的收入2007年为19.6亿元,两者相比,数字化书报刊收入规模仅占传统书报刊的1.98%。

数字出版在今后几年内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其中收入规模每年的增幅可能都会在50%左右。

来源:张立: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在今年法兰克福图书展览会上,大家都很惊奇的发现,在这届图书展上超过70%的出版商都说他们为出版电子图书做好了准备,但是60%并不采用这种模式,只有7%的人认为在2013年电子图书会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来源:荷兰威科集团北亚区总经理David Kelly

根据新闻总署正式发布的数据,过去三年中国期刊的总发印量一直在30亿册徘徊。总体上规模较小的原因,除了国民整体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原因外,制约期刊发行的主要原因是发行渠道和发行成本。随着纸张、印刷、邮寄成本的不断增加,以纸张为特征的传统市场前景不容乐观。作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曾在06年一度发行量突破1000万份,目前仍然回落到了900万左右。

从龙源最新统计的2008期刊网络传播的数据来看,单种刊全年的阅读量为45万人次左右。

来源:汤潮:广阔的蓝海-中国期刊的数字市场

摘自2008中国数字出版出版年会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