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手记

2012年11月,我访问了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全文约2万字,将刊登在《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二期。以下是我写的采访手记:

1915年,胡适先生在美国留学时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文化与一个社会发展的命脉息息相关,图书馆作为文化的一种承载,其重要性已无需赘言。听从海峡对岸来京参加北大、清华图书馆馆庆活动的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谈她的图书馆情缘,更加深了这种体会。

陈昭珍女士谈到蒋梦麟先生的《西潮》对她的影响,让她在国中将兴趣转向了人文社会科学,并在大学与图书资讯专业结缘至今。北京大学历史上校长任职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先生以“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中国)近代史”的写作特点,通过《西潮》,透视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和他本人的境遇,展示了那一代学者的人本关怀和文化思考。这些思想影响了四九年后的台湾年轻人,陈昭珍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她在台湾地区图书馆界是一位风云人物,有很多头衔,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常常灰心,永不死心”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教授陈昭珍。

“西潮”让近代中国的“藏书楼”变成了“图书馆”,从“西潮”到“新潮”,历经了几代学人和从业者的努力,中国的图书馆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台湾地区,陈昭珍教授推动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特别是在统一自动化系统和空间改造上,并被同侪誉为台湾地区“公共图书馆之母”。她强调“改就是要改制度”,通过建设和改造公共图书馆,可以改变民众阅读的素质,继而改变民众的素质。

她促成了台湾地区小学图书馆设立图书教师计划,使小学生加深认识图书馆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和信息素养。“让读书永远不打烊”的诚品书店是台湾的一个文化标签,她和她的同仁也在一系列的工作中践行图书馆成为台湾民众终生学习的课堂这一种文化理念。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世纪,图书馆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去定义自己本地化的未来也是她作为馆长所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她在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推行全面品质管理,用企业管理的方式来经营图书馆,形成了图书馆特有的组织文化氛围;并且通过出版和礼品经营等非传统图书馆的文化创意工作来打造台湾师范大学的品牌 ,使图书馆成为大学的知识典藏中心和文化中心。

她在思考数字时代大学图书馆的转型和定位,这也在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中长期计划中得以体现:eSpace,eCollection和eService三个主要的发展使命和愿景。

数字环境下,本地化的发展非闭门造车,馆际合作乃必晓之理、必至之事。她在担任众多职位中,直接主导和参与了台湾地区大学图书馆间的一系列合作,包括联合抵制某国际大型出版商的高涨幅、联合采购学术电子书等。

结束访问后,我们一起用餐 。我向她请教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这时候,自言个性比较浪漫的她畅所欲言,她的文化情怀、不尽之思让我受益良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1937年日本侵华期间联合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先生在《西潮》中谈到这段时期:“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中国近代丧权辱国的根源非来自于“国无海军”,“国无陆军”,而“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冯友兰先生语)”。国之万幸在于一大批学人坚守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吐故纳新的文化理念,近代图书馆的藏书影响了他们,他们的思想也保存在图书馆中,这些通过像陈昭珍女士一样的图书馆员得以交流,泽被后世,荫蔽后人。

我吃我自己的狗食:一位数位移民的告白

有一位京城某大报的记者朋友告诉我:她不读自己报社的报纸。原因基本上可以猜到,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报道的报纸擦屁股都不环保。

一位《纽约时报》的工作人员Nick Bilton,——之所以说是工作人员,是因为他在报社有多种身份,其中包括美术编辑、记者、报社的研究实验室的技术人员等,他也说过他退订了东家的报纸,原因也很简单:数字时代来了。

于是,去年他写了一本书《I Live in the Future & Here’s How It Works:
Why Your World, Work, and Brain Are Being Creatively Disrupted》,台湾于上个月出了中文繁体版,中文名为《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Facebook, iPad, iPhone如何翻轉我們的世界》。

本书虽然也有纸质版,但在每章的开头增加了一个二维码,读者可以用手机拍下二维码,然后上网能够得到延伸的信息和读者之间的互动。

我在台湾的网站上读了一部分预览版本的内容,感觉不错。而且,我还向学校图书馆推荐购买本书。现在将本书的前言部分转贴到这里,好希望尽快看到这本书:


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Facebook, iPad, iPhone如何翻轉我們的世界

I Live in the Future & Here’s How It Works: Why Your World, Work, and Brain Are Bring Creatively Disrupted

作者:尼克.比爾頓

出版日期:2011 年02 月 08 日

誠如你將看到的,我吃我自己的狗食。

我曾經很喜歡讀報紙。二○○四年,當我開始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工作時,我興奮地發現週日版《紐約時報》的大部分內容是提前印好的,而且,一疊最早面世的報紙,會在每週六送達時報大樓。我在世界上最受尊崇 的報社之一工作,而且除了薪水外,我還可以提早一天拿到週日版《紐約時報》看到〈一週回顧〉(Week in Review)、〈都會版〉(Metro section)和〈週日商業專刊〉(Sunday Business)。

於是,我養成了一個新習慣:每星期六下午,我會提早動身前往辦公室,當第一批送報卡車抵達時,我會抓幾份油墨未乾的報紙,跑回家沉浸在明天的報紙中。沒多久,朋友們開始打電話給我,向我索要〈房地產版〉或一整份週日版報紙的試印本。

不過,一、兩年後我終止了自己的星期六例行程序,也沒有人再打電話來索要報紙了。朋友們一個接著一個地有了新的閱讀習慣,他們以更快速、個人化編輯的數位閱讀經驗取代了印刷紙頁的氣味和觸感。即使是免費贈閱的報紙,他們也不想要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我身上。多年來,我每天早上睡眼惺忪、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走到門口拿取早報;但現在,我一早就在自己的電腦上查看新聞標題, 上班途中透過行動電話閱讀報導文章,而且整天瀏覽新聞網站。藉由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網絡的協助──它們幫助人們以更快速的方式將最好 的內容集聚在一起──我能夠在線上更迅速地看到新聞。我也能夠以更容易和簡明的方式分享我覺得有趣的文章,並加上我自己的評論,以幫助朋友、家人和同事挑 揀出內容精華。回想起來,我當時正歷經著一種個人的「數位變形」(digital metamorphosis)──你們之中有許多人將經歷它,甚至早已經歷過了。對某些人來說,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發生──隨著你將一個又一個的紙 本工作移到電腦、手機或數位閱讀器上;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是立即發生的──只要購買一具超炫的新手機或新閱讀器,一個充滿各種電子可能性的新世界便豁然開 展。

在我的例子是:我家中沒被讀過的報紙,開始在前門堆疊成家具般大小的體積,最下層的報紙更已變色成令人作嘔的卡其色。我太太和我都以「那一堆」來指稱那座愈來愈高的報塔。

隨著泛黃報紙愈堆愈高,終於,我決定該是採取果斷作為的時候了。我一直等到午餐休息時間才打那通電話,還一邊檢查我周圍綿延如海的小隔間,確定沒有人聽得到我說話。我覺得自己像個拈花惹草的丈夫,而當個背叛者的滋味真不好受。

我拿起電話,撥到《紐約時報》發行部。我試圖掩飾自己的聲音,加了一點土腔,又講得比平常慢些,以免讓人聽出是我。

「是的,我確定要取消遞送報紙的服務,」我告訴客服人員:「很抱歉,我只是不再讀它了。」

當然,我愛《紐約時報》。它的報導仍然是頂尖的,一點也不輸從前:觀察敏銳、探索深入、思辯周密,而且能增廣見聞。問題是,它的取向對我不再有意 義。我了解其概念──報紙是個內含上百篇新聞報導整理得條理分明的包裹,依據主題和重要性加以展現,由時報的編輯──也就是我的同事──精心挑選而成。頭 條新聞在這裡,商業報導在那裡,而週一到週五的大部分時間,體育新聞都在工商版之後。

但這正是問題所在:它聚集了眾編輯認為合適的內容,但卻並不是為了我、為了我的偏好、為了我的喜惡而設計的。更重要的是,等到那些經過仔細斟酌的紙上文字──永遠地印在紙頁上,而且是為廣大讀者挑選出來的──送達我家時,許多內容早已過時。

幾年過去,我心滿意足地依照自己的方式攝取新聞。我繼續在紐約時報研究實驗室(New York Times Research Labs)工作,幫助「灰色女士」(Old Gray Lady) 在行動電話、電腦螢幕和視訊產品上找到她的位置,而我的職場外遇仍舊是我的私事。接著,二○○九年春天,我出現在一份演說者的候選名單上,那是在加州聖荷 西市(San Jose)舉辦、充斥著電腦怪咖的奧賴利新興科技研討會(OReilly Emerging Technology Conference),與會對象為尖端科技的研發者。一位與會的《連線》(Wired)雜誌記者要求訪問我。

 

就像個良好的企業公民一般,我徵詢《紐約時報》公關人員的意見,確定訪談是否妥當。他們批准了,我於是坐下來與萊恩‧辛格(Ryan Singel)對談。

超過一小時的訪談中,我向辛格展示來自我實驗室的一些原型概念,例如數位起居室的內部運作,在那裡,新聞內容可以準確無誤地從我的電腦移到手機, 再回到電視的大螢幕上。我向他展示我電腦上的錄像──那是食譜作者與「簡約主義」專欄作家馬克‧畢特曼(Mark Bittman)快速做出一道菜餚的經過──如何立即地出現在我的電視上,而食譜則同時躍上我的手機。每個裝置都可以連結到其他裝置,而我在電腦上讀到的 報導,可以用電視、電腦或手機上的地圖或錄影訪談來說明。我解釋道,將來有一天,沙發中的感應器可能會提醒電視或電腦轉到我最喜歡的節目或網址,或者手機 中的感應器能偵測到我正坐在車裡,於是將資訊大聲地唸出來,而非顯示在螢幕上。對於那些仍然想要閱讀紙本的人,也許報箱可以印出一份份個人化的版本──上 面有為顧客量身打造的廣告,甚至有能力通知附近的星巴克,告訴他們我正要過去買咖啡。

我興奮地談到我們的一些原型行動應用軟體(mobile applications):在這些軟體中,新聞可以根據各種不同的情景而轉變。想像你在午餐時間走在某座城市的街區,並透過智慧型手機閱讀《紐約時 報》;由於手機知道午餐時間到了,於是與食物和本地餐廳有關的文章便立即顯現在螢幕上。我向他說明各種軟性顯示器(flexible displays)的雛型與概念:在這些顯示器中,可彎曲的螢幕不斷更新新聞內容,而且可以像紙張般地被摺疊收放。

在訪談即將結束、辛格準備離去時,他問我看不看報紙。在那短暫的瞬間,我不太確定該如何回答。我應該說謊嗎?取消訂閱的決定是在許久之前做的,以 至於我都不曾思索過取消訂閱的後果。但現在是二○○九年,是筆記型電腦、iPhone和Kindle 的時代。我決定據實以告:我告訴他我偏好在我的電腦、行動電話和電子閱讀器(e-reader)上讀《紐約時報》。

幾小時後,我演講完畢並與幾位感興趣的與會者閒聊了幾句,在回到旅館房間時,卻發現我的電郵收件匣塞滿了訊息。有些朋友和新聞編輯部的同事是來道 賀的。「嘿,尼克,《連線》網站(wired.com) 上的那篇報導超棒的!」他們寫道:「看到《紐約時報》獲得這麼多的數位讚揚真好。」

但其他人──來自公司行銷部門的同事們──則帶著不祥的口吻:「老天!這邊的人快氣死了!」

「『大人們』在談論這件事。」有位同事簡短寫道。

我一頭霧水,納悶自己究竟說了什麼,竟讓「大人們」談論起這件事,於是我上了《連線》網站。在「《紐約時報》電子科技專家展望新聞未來」的標題下(附帶一張我伴著筆記型電腦微笑的書呆照片),寫著:
「尼克‧比爾頓,《紐約時報》研究與發展實驗室編輯,並不怎麼看重報紙。事實上,他甚至沒讓週日版《紐約時報》遞送到他家。

「多虧比爾頓及其雇主的實驗創新精神,他對於新聞的未來充滿信心。」辛格繼續寫著,又補充了一句──針對我對於紙、而非《紐約時報》的感覺:「他討厭的只是紙而已。」

在這段開場白之後,辛格對於我所展示給他看的、來自我們實驗室的工作成果,做了一番簡潔而超級正面的概述。這篇文章對我們的工作表達支持,而且, 對一家致力於向其股東說明它確實是個前瞻性數位組織的公司來說,應該是很棒的新聞報導。我的某些同事備受鼓舞,因為這篇報導證實了這家報社正將焦點放在未 來。

但也有些同事和上司們怒火中燒,因為我公開承認自己迴避《紐約時報》的核心產品。有些人甚至相信我可能會說服其他讀者跟著取消訂閱報紙。

次日,我回到紐約辦公室,立刻被告知我不該告訴全世界我不讀印刷版的《紐約時報》。為了減輕部分傷害,我為自己的言論道歉。

但說實話,我完全搞不懂為什麼我要道歉。很顯然,我並不是唯一停止閱讀印刷版本的人。事實上,過去幾年在全美國發生的狀況,著實令人震驚:二○○ 八年,美國的付費報紙發行量跌至四千九百一十萬份,那是自一九六○年代末期以來最低的數字,遠低於一九九○年代──當時網際網路才剛開始蔚為風氣──所到 達的巔峰:六千萬份。《紐約時報》也同樣受到打擊:其發行量在一九九○年代下滑,於本世紀初保持平穩,然後又再度下滑。《紐約時報》的每日發行量,在一九 九○年代初期接近一百二十萬份,在我發表演說時將近一百萬份,而在二○○九年稍晚時,滑落至七位數以下。
印刷版的發行量只透露了部分實情。一場嚴重而痛苦的經濟衰退伴隨著科技轉移,在此情況下,廣告商拋棄報紙的速度甚至比訂閱者更快。根據美國報業協 會(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統計,全報業界來自印刷廣告的收益,宛如墜落懸崖一般,從二○○五年的四百七十四億美元,劇降至二○○九年的二百四十八億美元,五年內 竟縮減了將近一半。

報紙絕不是唯一快速衰退的媒體。數位革命正劇烈翻攪著我們所知道的每一種媒體形式:根據美國出版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的資料,書籍銷售量在二○○九年滑落至二○○四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出版資訊普查(Publishers Information Bureau)報告:雖然雜誌訂閱量有稍微成長,但在二○○九年,售出的廣告頁數下跌超過百分之二十五。儘管藍光影碟愈來愈受歡迎,電影票房也欣欣向榮, 但DVD影片的銷售量仍在二○○八年下跌百分之八。在所有產業中,音樂界所受到的打擊最嚴重:十年來,全球銷售額年年下滑──至今仍看不到谷底。二○○九 年,CD唱片的銷售量在金額和發行量上都下跌超過百分之二十。雖然數位下載(digital downloads)逐漸風行,目前占銷售音樂的百分之四十,但它們所帶來的收益尚未能彌補日益消退的光碟銷售量。

鑑於人們閱讀、聆聽和享受娛樂的方式發生革命性轉變,《紐約時報》的主管難道不該問我為何捨印刷版而取數位版,並探查我如何攝取新聞嗎?難道我們不該向前走,而是往後退嗎?

想像你擁有一家餐廳,並為員工提供免費的食物,但他們卻寧願從家裡自備午餐和晚餐來上班:一盤盤剛出爐的麵食和大蒜麵包擺在桌上卻乏人問津,你會視而不見嗎?希望你不會。如果那是我的餐廳,我會想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喜歡享用我的產品,而且會盡一切努力去改變現況。

在Google,他們把這種作法稱為「狗食測試」(dogfooding)。意思是,如果你製造狗食,狗兒們卻不肯吃它,那麼你可能出了一點問 題。研發出Gmail的人必須使用這項服務來收發其電子郵件;如果哪裡出現問題,他們就得搞定它。倘若有一群Google程式設計師都不喜歡某項服務的特 點,他們就應該改變它──無論那是Google搜尋、Google行動服務,或是其他任何Google產品。同樣的道理,如果我不讀報紙,必然有其原因。

然而,我在採訪中發表的評論,並不只是帶來輕微的懲戒而已。我從無數部門的無數人員那兒聽到無數次指責。但每一次我都繼續深究這個議題。我堅持談 話重點不該是我所公開發表的言論,而是我的行動。我想要指出的是,就新的傳送方法和下個世代的消費習慣而言,報紙將遭淘汰的凶兆,已昭然揭示在牆上──或 者也可以說,在螢幕上。

我試圖解釋,我──就像許多與我同世代的人一樣──之所以偏好立即性的數位經驗,是因為這能使我與他人分享我最喜愛的文章,並在觀看其他讀者意見 的同時,加上評論而參與集體討論。印刷出來的報紙是靜態的,它的敘事也是靜態的;相對地,一則數位敘事可以包含生氣蓬勃的互動式多媒體,諸如影片與幻燈片 播放。我也解釋,在我社交網絡中的人們,以及我所信任的人,會與我分享相關的內容,而他們的評論和新聞採集已成為重要的過濾器,過濾出我所攝取的新聞報 導。重點不在於印刷相對於數位,而是即時性(immediacy)、細節、連結、互動式圖像、影片,以及最重要的,超個人化 (hyperpersonalization)。我所攝取的新聞,絕大部分仍來自《紐約時報》,只不過我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去攝取它。

雖然我不想表現得傲慢無禮,但他們必須接受事實,並做出回應。我的同儕們不會在某天早上醒來突然渴望看報紙。世界正在轉變;忽視這個事實並不會讓它消失。

在我任職於《紐約時報》的六年當中,這次的整體經驗最不好受、也最令人焦慮。幸好,大部分壓力在幾星期後減弱了──不過我相當確定,公司裡某些衣 冠楚楚的傢伙,巴不得看到我捧著一箱自己的私人物品被逐出公司。算我好運,也算《紐約時報》好運,這群人在公司只占少數,而這家聲譽卓著的大報社繼續推展 它以數位方式重塑新聞的前線──這一點由我之後仍在研究實驗室工作的事實便可獲得適切的證明。

我應該在此補充:如果你仍然閱讀報紙上的新聞,那完全合乎情理。就閱讀內容而言,紙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工具;它可以丟棄,相對便宜,無論少量或大量 製造都比較簡單,而且不需要電池或插座。無可否認地,線上閱讀經驗仍然無法超越閱讀紙本的經驗,想要超越紙本,線上閱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紙本的替代品即將來臨,而且在某些情況中,它們已經存在。科技公司正設法讓我們生活的每個面向都與數位世界同步運轉:全球定位系統正取代地圖, 食品雜貨優惠券開始出現在你的手機上,線上電話號碼簿也遠比你的紙本電話簿更有效率。最後,為你呈現每日新聞的紙本替代品也將隨之到來。本書將幫助你了解 這一切所代表的意義,以及你能夠回應的方式。

 

我活在未來
沒錯,我是個科技怪咖。在成長過程中,我玩的是第一批被製造出來的電玩遊戲;直到現在,任何有按鈕或螢幕的東西依舊令我興奮。此外,我天生就適合 這個無線世界。不管你叫它「注意力缺陷症」(ADD)也好,「缺乏耐性」也罷,或是「過度活躍的想像力」也行,反正我總覺得專注在一個主題上是非常困難的 事。

我的職業生涯反映出這個特質。一開始,我在電影界設計影片的標題。然後轉到包裝設計,在那裡創造出有史以來第一個布蘭妮娃娃(Britney Spears doll) 的原始實體模型。(請不要拿這個來非難我──每個人都做過自己並不引以為榮的事!)接著,我又轉到廣告界,後者很快地變形為網路廣告和網路程式設計。二 ○○○年網路泡沫破滅時,我決定成為一名紀錄片製作人,於是參加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為期一年的新聞與紀錄片證書課程,然後再度轉換跑道,在紐約規模較小的非傳統週報中工作,並在那裡摸熟了門路。

我在《紐約時報》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商業版和科技版的美術編輯。很快地,我的上司發現我既能寫文章,也能寫電腦代碼,於是我被秘密指派到一個由 微軟(Microsoft)與《紐約時報》合作的新數位閱讀合作計畫。(這個計畫叫做「時報閱讀器」〔Times Reader〕,它為平板電腦開發了一種新的數位報紙。)從那裡,我進入兩個研究與科技整合的新角色。有三年時間,我是紐約時報公司研發部的使用者介面專 員與研究員。研發實驗室(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bs,簡稱R&D Labs)──大家都這樣稱呼它們──將焦點放在各式各樣的計畫,包括設計並製作行動電話的各種裝備雛型,或是與儀器製造商合作試圖打破電子閱讀器與即將 面市的軟性螢幕的界限。我們也為公司撰寫短篇「白皮書」,以探索並解釋無限制的無線網路可能造成的影響,或是針對即將降臨的科技以及它們在接下來幾年將如 何影響人們創造、攝取和傳送新聞內容的方式,進行知情的試探性研究(informed speculative research)。我們在研發部門的核心任務是展望未來,試圖預測科技與媒體世界在接下來兩到十年間將如何運作──我們將使用哪些工具、攝取哪些媒體, 以及何種廣告將伴隨著那些管道出現。

同時,我也在新聞編輯部擔任設計整合編輯(design integration editor),負責思考印刷版的敘事如何變形並改寫成某種數位形式。近年來,我加入商業版的撰文隊伍,成為「位元」(Bits)──報社的科技部落格──的首席格主。

看著過去十五年來我曾經涉入的各種工作──從廣告、寫作與攝影,到影片、程式設計和使用者介面設計──我注意到有一條從未偏離的線,將各種不同的工作綁在一起,那便是講述故事(storytelling)。

構成我工作的所有部分──照片、文字、包裝、設計、程式設計代碼──彼此密切合作,以便講述一個故事。事實上,你們之中有許多也是講述故事的人, 使用各式各樣的媒體與行銷策略來販售你們的產品、你們的政治候選人,或你們最棒的主意。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透過某種形式在講述故事。
如同我一樣,在這個數位社會中長大成人的世代,並不認為或覺得各種類型的媒體之間有多大差異。影片?文字?音樂?電腦代碼?都無所謂。使用哪些工 具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最終的結果──亦即故事情節和訊息。這個世代透過圖畫、文字、靜止和動態的影像來思考,而且很自在地將它們通通混融於同一個空間。

不僅如此,他們不需要專業人士或專業設備來讓這種狀況發生或指揮它。只要一台電腦和便宜的相機,他們就能夠以短、中、長的形式創造並攝取內容。即使某個形式並不存在,他們也能把它創造出來。他們是由講述故事者組成的新政權。
很快地,你也將置身於未來
曾經,各式各樣的內容似乎都被打包成又大又重的包裹──那距離現在其實並不遠。那時,你不會買一個很棒的故事,而是買一本雜誌或書。大多數時候, 你會買音樂專輯、卡帶或CD唱片,而不是單曲。電影是晚間娛樂。唯一的編輯/剪輯工作全由專業人員完成,運銷則由大公司透過技巧嫻熟的推銷員和鉅額行銷預 算來處理。每樣東西都被提高價錢來販售,即使某些情況下廣告收入補貼了成本。

不再是這樣了。今天,在大量科技創新的驅動下,上述模式正在崩塌。以電腦為例:隨著記憶體、儲存容量和螢幕變得愈來愈便宜,可能的選項正不斷增 加,遠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前最狂野的夢想。一九八○年代位元組(byte)──電腦數據資料的基本單位──僅僅以數千個為一組,所創造出的遊戲十分陽春, 只由點、線和方程式構成。如今,電玩遊戲變得如此真實,讓你很難分辨自己究竟是在看電影,還是在虛擬世界中玩遊戲。

這些科技的訂價也在訴說著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一九八四年,容量為一千萬位元組(10 megabytes)的硬碟是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奇蹟,在真實交易中約值四千四百九十五美元。到了二○○四年──只不過二十年後,這樣的硬碟已經過時,它的 容量太小無法勝任現代的計算工作,所以不值得費力製造。今天,你只要花一百美元便可輕易買到超過五千億位元組(500 gigabyes)的容量──換句話說,用當年價格的一小部分,就能買到五萬倍的儲存空間。

諸如此類的驚人進展,正驅動著許多改變發生,而這些改變顛覆了我們所知道的每一種媒體形式。逐漸地,隨著成本下降,智慧型螢幕將成為萬用顯示器, 能用來展現電視節目、報紙、部落格、Facebook狀態更新、家庭相簿、雜誌以及書籍。內容軟體公司將不局限於任何一種目的,而且,它們將能夠創造並銷 售任何種類、尺寸與形狀的資訊或娛樂。在這種由無限制講述故事者組成的世界裡,我們將攝取由文字與圖像組成、形式可長可短的內容,我們可以自行決定探索的 深度與廣度──就像我所說的,咬一口(bytes)、當點心品嚐(snacks),或是認真享用一頓正餐(meals)。

當上述情況發生時,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CNN製作一篇調查報告,並將它做成附有嵌入視訊檔(embedded video)的即時書籍(instant book)販售?或者,有什麼能阻止藍燈書屋(Random House)銷售一本附帶訪談錄影的書,而這些訪談還會每隔一段時間更新內容?在不需要紙張或光碟的前提下,生產與運銷成本將會下降。每一樣事物都將變成 可以為顧客量身打造的內容,可以組合、切片、切丁、煮爛過濾製漿,而且重新分配無限多次。

這樣的會聚(convergence)有些已經顯而易見。CNN曾經是個二十四小時運作的新聞媒體,其報導只能在電視上看到。而《紐約時報》和 《華爾街日報》原本也只是報紙。但在今日的網際網路上,它們的相似度令人驚訝。CNN的網站有撰稿人和編輯,有靜態照片、包羅萬象的文本、互動式圖像,當 然也有傳統的影片。《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除了傳統的文字敘述外,還提供嵌入視訊檔、互動式圖像、現場直播的訪問,以及動態的影像。在網路上,電視 與報紙間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很快地,同樣的狀況也會發生在書籍、電影、電視節目和更多產品上。還有另一項利多因素:業餘內容與專業內容開始並存,在同樣 的裝置上觸及同樣廣大的閱聽眾。

假如這一切讓你感到噁心欲吐,你其實還有很多同伴。如這場文字與圖像數位革命一般新而折磨人的轉變,即使在最好的狀況下也會令人不安,它會撼動你 的安全感、讓你內心深處的焦慮浮現出來。的確,商業模式和我們的傳統思考方式將會改變,但要確定並掌控變革的方向卻非常困難。這麼說或許能帶來稍許慰藉: 印刷機、火車和電視的出現也曾引發類似的痛苦,但人類卻因為有了它們而過得更好。

如果你的主要恐懼是我們從事深度思考或專注於一個主題的能力將被新資訊的洪流沖走,請放心。即使歷經這場轉變,長篇形式的內容也不會就此消逝。孩 子們也許看起來容易分心,但他們每天打電玩的平均時間會是三小時──在我聽來,這像是長篇形式的內容。如果他們不在兩天內讀完一整本書,或是看不完一個完 整的電視節目,那並不是因為他們無法專注,而是我們尚未將故事調整到可以吻合他們不斷改變的興趣。他們是一群即食性動物 (consumnivores)──集體搜尋、攝取、散播並反芻各種尺寸的內容:包括一口大小、點心般分量與全餐式的包裹。

在這個一口/點心/正餐的世界裡,這些即食性動物將主導故事的發展,決定他們想要多少,以及將以何種形式呈現。如果我們希望他們攝取我們的故事, 我們就須駕馭一系列的技術,以便把故事講得更動聽。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多的是其他選項供他們攝取──或者,更可能發生的是,他們將會在沒有我們參與的情況 下,創造出自己的下一餐。

 

這個故事
儘管我希望能做到,但我卻沒有任何了不起的答案或簡單的解決方法,可以在數位世界中帶來更多收益。對於那些正奮力面對這項挑戰(或只是想更了解 它)的人來說,本書將給你一個新架構,幫助你看待這些困難的議題,並理解在過去幾年間冒現的各種激進趨勢。我將帶領你深入即食性動物的新世界,解釋導覽 (navigation)、聚集(aggregation)與敘事正在如何轉變。

為了感受一下存在於今日世界中的未來,我們將坐上鞦韆,盪到加州的色情產業──根據歷史經驗,它在嘗試新觀念和實驗媒體最新近的改革創造上,一向 領先傳統媒體平台一步。然後,為了讓你安心,並以正確方式看待今日的轉變,我們將漫步穿過歷史,看看激進的新發展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激起恐懼和動盪,直 到它們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巨大價值為止──以及為什麼我們也將安然度過這場劇變。

從那裡,我將帶領大家躍下懸崖,墜入不斷變動的河流,並從我們正在改變中的社群開始。社交網絡、網際網路的開放性以及各種便利的新裝置,並不只是 一些分享相片、提供意見或浪費時間的新方法而已。當我們掙扎著理解從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湧來的資訊、八卦和數據資料洪流時,這些發展中的網絡提供了至關重要的錨,幫助我們找到自己的方向。它們幫助我們斷定哪些新聞和資訊是我們可以信 賴的,哪些可以置之不理。隨著這些新社群的進化及發展,它們也徹底改變了媒體平台吸引讀者的方式、公司尋找顧客的方式,甚至我們尋找和扶持朋友的方式。

從那裡,我將探討以下概念:要如何讓我們的大腦能夠去處理節奏如此快速的這一切事物?我的方法是深入探究這些發展中的科技如何吸引我們的大腦注 意,而我們的大腦又如何逐漸適應從四面八方擁入的大量資訊。做為這番探討的一部分,我將更細密地檢視目前故事講述類型中較為成功的一種──電玩遊戲。希望 能一勞永逸地回答以下問題:它們對下一代是否真的有害無益?隨著即食性動物尋覓更動人的敘事與更有趣的經驗,這個領域的研究將幫助你重新思考:面對這樣的 攝食者──當他在尋覓新的敘事形式和親臨其境的故事講述方式時,不僅要求更高、更難滿足也更容易分心──你要如何呈現你的故事?

接下來的章節可以用一個字總結:「我」。媒體的舊角色是擔任下述兩者之間的中介:一邊是人,另一邊是他們對於產業、政治與科學的了解。媒體的工作 是為廣大的閱聽眾採集、挑選並組織資訊。然而,即食性動物從一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待新聞:新科技已經將他們每個人正確無誤地安置在他/她自己的地圖上,因 此,他們現在想要的新聞是高度個人化、與其密切相關,而且對他們深具意義的。他們敏銳地察覺到:他們和朋友不再於相同的時間觀看同樣的電視節目,也將不再 以相同的方式閱讀同樣的報紙或書籍。我們嚴格要求明日的故事必須為單一的閱聽人──我──量身打造,而且必須經由新的接觸管道。從那裡,我將帶領你體驗愈 來愈激烈的辯論:關於我們同時處理多重任務(to multitask)的強烈欲望。我們都知道一面開車一面發簡訊是很危險的,但下一代的思考者和消費者真的能夠一面閒聊、發簡訊,同時仍能完成他們的工作 嗎?(答案並非我們曾深信的那麼非黑即白。)

最後,我將說明攝取新聞、雜誌、書籍、音樂和其他媒體的整體經驗是如何在改變,而最好的那些片段資訊又將如何從浩繁雜亂的訊息中脫穎而出。我們正 處於新舊相遇之際:卓越的故事講述、銳利而透徹的報導,以及深思熟慮的編輯,仍然非常受歡迎──但它們必須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在你我面前,超越「僅只是資 訊」的層次。那些我們向他購買內容的人,必須同時為社群與個人創造出獨特而深具意義的經驗,並且接受下述事實:他們會與業餘者和超個人化的人共存。我甚至 將展望未來十年或更長的時間,看看今日的生化機器人(cyborgs)及3D印表機(3D printers)如何展示下一個十年我們可能置身何處,並幫助我們在愈來愈精彩的明日世界中航行。

談到明日,你也許會納悶,為什麼我要撰寫像「一本書」這麼落伍的東西,來講述這些關於未來的故事。事實上,這本書遠遠不止於你在這裡讀到的文字。 在網路或在可上網的行動電話上,你還能開採到蘊含更多內容的寶藏。有些章節含有連到影片的連結,讓你可以目睹研究過程和新科技;其他章節將連結到額外的資 訊,包括研究論文、相關的新聞報導、圖像與影像。此外,在現今網路的許可下,你還可以上網到nickbilton.com,透過你的社交網絡或以傳統的評 論方式加入每一章的討論。

誠如你將看到的,我吃我自己的狗食。

 

得见德健了!

前两天看《财经》杂志的《LENS.视觉》别刊,里面有一篇采访文章很棒,推荐阅读。

文章名为《乡关何处侯@德健》,这个德健是一个八十年代影响大陆音乐的人,一个曾经是敏感词的人。网上有采访的文字稿,但刊物里面有很多老照片,其中一张还是他和程琳的合影。摘一部分访谈内容,全文这里有:

《LENS.视觉》:1990年出去后,第一次回大陆是什么时候?
侯:2006年9月第一次回来。(当年)根本不想出去嘛,出去就想回来。2003年就想试着申请回来,但是还不到时候。后两年都试过,2006年 才正式批准。

《LENS.视觉》:华语流行歌曲的发展脉络其实很清晰,哪怕今天的周杰伦,我们往上推,都能推到民歌时代去。
侯: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我认识吴宗宪的时候,他才17岁。我到台南去演出,他到后台来找我,拿了一个小本本,里面全是他写的歌。我当时一看说, “写的很好啊!”后来他还跟我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你要说脉络的话,可以从那个时候算起,吴宗宪是发现周杰伦的人。

《LENS.视觉》:你觉得真实的大陆跟你的想像有什么不同?
侯:我根本没有想像,因为我完全没有来过,也不知道。我对大陆惟一的印象是,日本人拍了一套大陆的风光照片,在台湾印成了八大本,蒋介石为了安抚 老兵的思乡情绪出版的,叫做《锦绣河山全图八册》,卖得奇贵。我买了一套给我外公,我外公就带着我一页一页看,很多地方他都去过。但是那本书里只要有人, 就会被涂黑。我其实对那些风景的兴趣是次要的,我的兴趣是被涂黑那部分。大陆的人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

《LENS.视觉》:有关方面安排你去了很多地方。
侯:那是叶帅交待的吧。那时叶帅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讲了一大串地名,意思是让我到每个地方都去看看。问他我去的话是什么规格?叶帅就说,“那就 最高规格嘛。”结果糟糕了,我到了新疆,一共两部红旗车,一部坏了,一部我坐,书记都没得坐。我一小屁孩儿都不敢从红旗车里钻出来。

《LENS.视觉》:你第一次回大陆待了七年,1983年到1990年。
侯:整整七年,我是1983年6月3日或4日到的,一天都不差。

《LENS.视觉》:你对这七年的生活总体评价如何?好像有一些不愉快。
侯:大陆就是一块大海绵,你用多大的力气去推它,都没反应。当时我跟我的长辈反映的就是,你想做任何事情都很难。其实我比一般人做事方便太多了。

《LENS.视觉》:后来离开北京,去广州待了几年?
侯:因为实在是受不了。邓大姐(注:邓颖超)跟我讲过一句话,“小侯,我们这里很不方便,条件很不好,这不是你一个人,连我也一样。我想要个煤气罐,也得要走后 门。”那个时候我搬新家,没有煤气罐。正好记者采访我,我说没有煤气罐怎么办啊。第二天张百发自己提着煤气罐到我家来说,“我的小祖宗,这种事情以后跟我 说就行了,不就一个煤气罐嘛!”百发这个人特别棒,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半开玩笑的性质了啊。我觉得最不舒服的,比如我坚持不去领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为你 工作,我不应该领你的工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如果当初我不是二十几岁,而是四十几岁,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
《LENS.视觉》:你当时来大陆一点没有政治上的考量?
侯:我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人。

《LENS.视觉》:你跟这边的体制磨合得也不是很顺畅。
侯:很难,天生就属于磨合不良的,这就是年轻人的意义。年轻人如果跟这个社会、跟老的天生下来就磨合得很好的话,那就出问题了,但这并不代表说年 轻人就是对的。

《LENS.视觉》:你和程琳当时合作最多,现在回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美好值得回忆的东西?
侯:有一个事促成她跟我的关系。1983年年底有一天我俩去演出,是邓大姐要我们去演的。去了之后,舞台总监就跑过来跟我讲,“侯先生不好意思, 你今天一个人演吧,小程琳不能上台。”我问为什么,他说她是靡靡之音,我说什么叫靡靡之音,他说就是港台歌曲吧,我说我也是台湾歌曲,他说你不同。我就生 气了,跟小程琳讲,“把二胡收起来!我们不唱了!”就走了。邓大姐一直坐那儿看着节目表说,“小侯和丫头呢?小侯怎么没唱歌啊?”胡耀邦后来派了《人民日 报》写大参考的记者来了解情况。再过了几天,我和程琳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这个事情成了我和小程琳命运上的一个撮合。后来在大陆我就没做过程琳以外的歌 手。

《LENS.视觉》:你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写歌了?
侯:2006年,通知我可以进大陆了,一天中午,我在香港酒店楼下的咖啡厅喝茶看书,通知我可以去拿签证了,那歌突然来了。我本想说吃完晚饭再 写,但是非写不可,我就管服务员借了餐巾纸,我自己带了笔,当时就把它写下来了。

《LENS.视觉》:所以你会说“给我一口气,我拼命往前走;给我一个理想,我猛追求”。
侯:那是30岁,还牛×呢。

《LENS.视觉》:现在呢?
侯:现在不牛了,不背着手撒尿了,都服了。我们不可能制造一个姚明或者刘翔,我们只能为姚明或者刘翔提供一个球场或者一条赛道,这是我们惟一能做 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