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手记

在葛剑雄先生2007年三月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前,我知道他是一位知名学者。我有个朋友听说我要采访他,说一定要让我向他问好,因为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我看过葛先生的著作,后来现场听过他的讲座,也从中获益匪浅。在他诸多的社会角色中,最吸引我的是历史地理学的教授。

我有幸与他见过几面,而且与他同行过南非和埃及。在非洲12天的时间,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着很强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知识,而且会不厌其烦地回答我这个后学的种种问题。旅行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加深对一个人的了解,他有着我喜欢的人格魅力:开阔的思维、包容的心态和老派文人的情怀。

他是文革后的第一代研究生,重新求学的时候已经33岁,1981年任职于复旦大学,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是某种典型的八十年代学人,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的话说,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连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为新的学术。

作为一个个性十足的人,他的学者身份和图书馆馆长角色都给他引来一些争议。他做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年后,我曾经问过熟悉内情的同行葛先生做馆长做得如何,得到的答复是他管得有点多了。

我对这个回答一点也不觉得惊讶,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葛先生。他既不会去做名义或者名誉馆长,也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管理者。他有着自己的管理哲学,向上要钱,向下服务。对服务的对象有人本的关怀,对协助服务的同事和领导又有点眼里不容沙子。这在此次访谈中也得到了体现。

今年,由于保安的失职,小偷在图书馆偷走了一位学生的iPhone。葛先生从放弃的津贴中拿出4000多元,赔给了这位学生。他体谅弱势群体的保安,但又要维护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和读者的权益,这是很多人不所知的。

他认为他们进行的还是最基础的服务,图书馆应该有的一些职能还没有发挥出来。他希望人们不要过度地运用新技术,更是反对“唯技术论”,提倡人们将自己空一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节奏不要那么快。但是,他又不排斥技术的应用,而且也是实践派,从做了十年的数字化地图,到现在作为图书馆馆长进行数字化的诸多服务。

同时,他还写博客和微博。他的微博有31万的关注者,主要用来解答专业知识和用户对图书馆服务的问题。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回答一些回复过多次以及非常琐碎的问题,充当了网络信息咨询员和图书馆服务投诉站的角色,这在图书馆馆长里面是少有的。

他反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粹倾向,从中我能感受到,虽然“卑贱者最聪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更应该吸取之前的教训,用“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更加科学化的服务态度和更加务实的服务方式,合理地进行文化发展的投入。

这位62岁才成为图书馆员的学者,与他所尊敬的导师谭其骧先生有着除了专业之外同样的经历。谭先生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泰斗曾经也是一名图书馆员,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编制馆藏方志目录,兼为袁同礼馆长代笔作些文字,如有些展览介绍。师徒二人不仅在相同的专业上造诣深厚,而且在图书馆员这个职业上也有着一种生命的遇合。

葛先生当馆长后,忙于很多行政事务。他说没有时间好好看书,全是忙杂七杂八的事情。一定要在这一届任期内卸任,不再续聘,给后来人以成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