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手记

2012年11月,我访问了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全文约2万字,将刊登在《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二期。以下是我写的采访手记:

1915年,胡适先生在美国留学时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文化与一个社会发展的命脉息息相关,图书馆作为文化的一种承载,其重要性已无需赘言。听从海峡对岸来京参加北大、清华图书馆馆庆活动的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谈她的图书馆情缘,更加深了这种体会。

陈昭珍女士谈到蒋梦麟先生的《西潮》对她的影响,让她在国中将兴趣转向了人文社会科学,并在大学与图书资讯专业结缘至今。北京大学历史上校长任职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先生以“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中国)近代史”的写作特点,通过《西潮》,透视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和他本人的境遇,展示了那一代学者的人本关怀和文化思考。这些思想影响了四九年后的台湾年轻人,陈昭珍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她在台湾地区图书馆界是一位风云人物,有很多头衔,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常常灰心,永不死心”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教授陈昭珍。

“西潮”让近代中国的“藏书楼”变成了“图书馆”,从“西潮”到“新潮”,历经了几代学人和从业者的努力,中国的图书馆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台湾地区,陈昭珍教授推动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特别是在统一自动化系统和空间改造上,并被同侪誉为台湾地区“公共图书馆之母”。她强调“改就是要改制度”,通过建设和改造公共图书馆,可以改变民众阅读的素质,继而改变民众的素质。

她促成了台湾地区小学图书馆设立图书教师计划,使小学生加深认识图书馆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和信息素养。“让读书永远不打烊”的诚品书店是台湾的一个文化标签,她和她的同仁也在一系列的工作中践行图书馆成为台湾民众终生学习的课堂这一种文化理念。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世纪,图书馆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去定义自己本地化的未来也是她作为馆长所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她在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推行全面品质管理,用企业管理的方式来经营图书馆,形成了图书馆特有的组织文化氛围;并且通过出版和礼品经营等非传统图书馆的文化创意工作来打造台湾师范大学的品牌 ,使图书馆成为大学的知识典藏中心和文化中心。

她在思考数字时代大学图书馆的转型和定位,这也在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中长期计划中得以体现:eSpace,eCollection和eService三个主要的发展使命和愿景。

数字环境下,本地化的发展非闭门造车,馆际合作乃必晓之理、必至之事。她在担任众多职位中,直接主导和参与了台湾地区大学图书馆间的一系列合作,包括联合抵制某国际大型出版商的高涨幅、联合采购学术电子书等。

结束访问后,我们一起用餐 。我向她请教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这时候,自言个性比较浪漫的她畅所欲言,她的文化情怀、不尽之思让我受益良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1937年日本侵华期间联合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先生在《西潮》中谈到这段时期:“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中国近代丧权辱国的根源非来自于“国无海军”,“国无陆军”,而“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冯友兰先生语)”。国之万幸在于一大批学人坚守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吐故纳新的文化理念,近代图书馆的藏书影响了他们,他们的思想也保存在图书馆中,这些通过像陈昭珍女士一样的图书馆员得以交流,泽被后世,荫蔽后人。

今天是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诞辰145周年纪念日(10P)


题图:北京大学沙滩红楼旧址

今天(2013年1月11日)是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诞辰145周年纪念日(生于1868年)。


昨天路过北大蔡先生的纪念雕像,已有多束花在前,并非仅在纪念日前如此。

蔡先生在北京、上海和绍兴等地方的故居都变成了陈列纪念馆,我在2006年曾经去过上海的故居。赶到时,正巧他们中午刚刚闭馆两分钟,我说我来参观一下老校长的故居,能不能让我看三分钟?管理员很爽快,我就走马观花参观了一下。


以上三幅图片摄于上海蔡元培先生故居陈列馆

他对于中国的贡献已无需再做褒奖,仅聊三个代表。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就任北大校长前的民国元年,他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派流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五四运动时,他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结果是北洋军阀的官员没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1917年起,任北大校长。自此,北大才成为真正的北大,而不是之前那些纨绔子弟的长江商学院,也不是带着伴读书童常常出入八大胡同的西太平洋大学。推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也开先河地招收了女学生。

注:当年烟花柳巷的八大胡同离在沙滩的北大不算太远,也就是一个多南北故宫长的路程。这红灯区也非只在八条胡同里,当时的贵客很多来自于两院一堂,院嘛就是以前叫做众议院、参议院的国务院,一堂就是当时叫做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

他也有甩袖子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的豪情,受不了XX政府的XX,远走欧洲。但那是七尺男儿的意气用事,他此后回国,二任北大校长对北大和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蔡元培与胡适

蔡元培在看了胡适先生将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及前已发表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后,认为胡适是个中国好状元,虽然赴美之前的考试一般般,还是决定与他签约,聘请他任北大教授。然后通过经纪人陈独秀接洽,胡适火速赶回国内,接受聘任。1917年九月,五十一岁的蔡元培在六味斋为年仅二十七岁的胡适举行了签约仪式,适之先生未要求有加盟费和安家费,但蔡先生还是以每月260块大洋的高薪以示诚意,要知道一年后毛泽东死皮赖脸地通过未来岳父的关系来到北大谋差的薪水不过8块大洋。胡适和毛泽东在当时是标准的高富帅和屌丝代言人。蔡先生和胡适先生的合作以及各自的造诣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影响深远,连近百年后的梅西也不得不承认,他加入巴萨后拿冠军到手软也难与此比肩。

两位先生终年都是72岁。


北京大学沙滩红楼旧址外景


一入门即可看到蔡先生的雕像


蔡先生当年在北大时的办公室


蔡先生1916年10月从法国返回上海时用的箱子,不久即赴任北大校长


中学生在红楼里查阅北大历史的资料

最近的书与碟

1、最近看陈远写的《消逝的燕京》,里面谈到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说,司徒雷登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别了,司徒雷登》,别了,中国的教育。

红学家周汝昌讲了两个当年他在燕京大学上学的两个老师的例子:

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狄克,在日本人封锁燕园的那天,他最后的那一课没能讲完,后来他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做教授。燕大复校以后,他从美国回来,说:我还要讲一课莎士比亚。

我把写完的作业折叠好,交给包贵思老师。有一天包贵思上课,临下课的时候,包贵思叫住我:“周汝昌,你周三到我家来吃顿饭。”到了我如约赶到那天,我一进门,还没有落座,包贵思把我那份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上面写的是英文的评语:这份卷子所评的值不是一个分数,而是教员的一鞠躬。我感到诚惶诚恐:“我哪里敢当?”包贵思说:“不,你这个paper当得起我的话。”

2 看《第一财经周刊》采访导演高群书,他说“老六卖《读库》时搭着卖一本《传家》,年底可能能卖到4800万码洋。我惊了,这种成功让人舒服。”我也是码洋的贡献者之一。

3 最近买了一些DVD,主要是想买娄烨的《花》和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搭着买了一些台湾老电影的修复版。看完《花》,不得不想人是由爱而性还是由性而爱,继而爱、性与婚姻是一个哪门子的关系。看过这么一个说法,也许能够解释:爱情实际上是一种习惯,在性欲得到回报的过程中从性欲转化而来。“花”是这样吗?很多人会说这个“花”真贱,我想这里面男人可能占绝大多数吧。曾经救过佛洛伊德的玛丽 波拿巴就自己的性冷淡向弗洛伊德咨询,后者发出了著名的感叹:我研究女性心理30年,到现在也不知道,女人到底最想要什么。

孟京辉和廖一梅的《恋爱的犀牛》中明明的一句台词可能能够解释“花”的贱:“我偏不,我偏不听你的话,我偏要理他,只要他还能让我爱他,只要他不离开我,只要我还能忍受,他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他可以欺骗我,可以贬低我,可以侮辱我,可以把我吊在空中,可以让我俯首贴耳,可以让我四肢着地,只要他有本事让我爱他”。

顺便说一下,带三个表在微博里说:

话剧《恋爱的犀牛》上演了一千场,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小记录。编剧廖一梅说,当初是因为她写给田壮壮的电影剧本被电影局枪毙了,失望之余随便写了《恋爱的犀牛》。这是我听到的自从中国电影有了审查制度以来唯一一件是因为这个操蛋制度带来的好事。

《春娇与志明》的DVD绝对值得一看,因为有一个小时的删减片段,感觉像又看了一遍电影。有些遗憾的是,评论音轨没有字幕,听他们在里面乐呵呵的聊天,真是捉急。

4 奥运会结束了,我竟然一分钟都没有看过,包括网上的视频。准备下载bbc的720p的开闭幕式看看。这个暑假很充实,充实地推掉了五个可能的外地出差,竟然没有出过北京。

访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手记

在葛剑雄先生2007年三月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前,我知道他是一位知名学者。我有个朋友听说我要采访他,说一定要让我向他问好,因为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我看过葛先生的著作,后来现场听过他的讲座,也从中获益匪浅。在他诸多的社会角色中,最吸引我的是历史地理学的教授。

我有幸与他见过几面,而且与他同行过南非和埃及。在非洲12天的时间,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着很强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知识,而且会不厌其烦地回答我这个后学的种种问题。旅行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加深对一个人的了解,他有着我喜欢的人格魅力:开阔的思维、包容的心态和老派文人的情怀。

他是文革后的第一代研究生,重新求学的时候已经33岁,1981年任职于复旦大学,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是某种典型的八十年代学人,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的话说,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连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为新的学术。

作为一个个性十足的人,他的学者身份和图书馆馆长角色都给他引来一些争议。他做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年后,我曾经问过熟悉内情的同行葛先生做馆长做得如何,得到的答复是他管得有点多了。

我对这个回答一点也不觉得惊讶,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葛先生。他既不会去做名义或者名誉馆长,也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管理者。他有着自己的管理哲学,向上要钱,向下服务。对服务的对象有人本的关怀,对协助服务的同事和领导又有点眼里不容沙子。这在此次访谈中也得到了体现。

今年,由于保安的失职,小偷在图书馆偷走了一位学生的iPhone。葛先生从放弃的津贴中拿出4000多元,赔给了这位学生。他体谅弱势群体的保安,但又要维护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和读者的权益,这是很多人不所知的。

他认为他们进行的还是最基础的服务,图书馆应该有的一些职能还没有发挥出来。他希望人们不要过度地运用新技术,更是反对“唯技术论”,提倡人们将自己空一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节奏不要那么快。但是,他又不排斥技术的应用,而且也是实践派,从做了十年的数字化地图,到现在作为图书馆馆长进行数字化的诸多服务。

同时,他还写博客和微博。他的微博有31万的关注者,主要用来解答专业知识和用户对图书馆服务的问题。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回答一些回复过多次以及非常琐碎的问题,充当了网络信息咨询员和图书馆服务投诉站的角色,这在图书馆馆长里面是少有的。

他反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粹倾向,从中我能感受到,虽然“卑贱者最聪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更应该吸取之前的教训,用“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更加科学化的服务态度和更加务实的服务方式,合理地进行文化发展的投入。

这位62岁才成为图书馆员的学者,与他所尊敬的导师谭其骧先生有着除了专业之外同样的经历。谭先生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泰斗曾经也是一名图书馆员,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编制馆藏方志目录,兼为袁同礼馆长代笔作些文字,如有些展览介绍。师徒二人不仅在相同的专业上造诣深厚,而且在图书馆员这个职业上也有着一种生命的遇合。

葛先生当馆长后,忙于很多行政事务。他说没有时间好好看书,全是忙杂七杂八的事情。一定要在这一届任期内卸任,不再续聘,给后来人以成长的空间。

2012北京大学十佳歌手大赛(10P)

2012年3月21日,北大十佳歌手大赛。四个小时的比赛,没有尿点。风格多样,表现多样,同样的是展现最好的自己。90后的同学们,你们真的很强。


今年在邱德拔体育馆,这是曾经的奥运场馆


四位主持人


亚军杜炜


陈煜佳


程璧


冠军Intersection组合


马晓琳


粟米丸子


微博展示墙


现场一角

行走缅甸(六):仰光大学——一个外国人无权进入的地方(6P)

从昂山素季家离开后,我准备去仰光大学看看。因为这两个地方相隔不算远,且在一条马路上。

上次在蒲甘碰到了一位导游告诉我,仰光大学是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的,但它有一个东侧的小门把守不严,进去的可能性较大,它最明显的标志是从门口可以看到一个基督教堂。我决定先不去朝南的正门,而是先去这个东门。走了一刻钟左右,到了东门,发现铁将军把门。

于是,我只能到正门去试试。我没有缅甸人的相貌,也没有穿他们的民族服装,而且还背着一个很大的旅行包,据说人家WLJ去美国成都领馆的时候还化成女妆,我该怎么办?大摇大摆,目无斜视地进去了!

进入大门后,是一条非常长的大路,有点向北大的五四路,可是旁边的建筑物也不多,一派园林,郁郁青青。快走到这条路尽头的右侧,发现是仰光大学图书馆。仰光大学在缅甸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北京大学,但它的图书馆却是非常的简陋,传统的目录屉摆在入口处,从外向里看,读者也不算多,这有可能是暑期的原因吧。

我向前台的接待人员询问能否进入阅览区看看。不一会儿,接待人员请出了一位中年女士。我向她说明了我的请求,她简单介绍了一下图书馆,并很客气地告诉我由于仰光大学不允许外国人进入,所以我们也无法接待你,请出去吧。是谁说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的?


温柔地杀死了我的愿望,我只好在校园里漫无目的的溜达。忽然发现了两个小姑娘正在用英语交流着学习心得,我很冒昧地上前打扰:我能给你们拍张照片吗?结果是图书馆中年妇女的打击瞬间化为乌有。从这个实例基本可以证明不喜欢我的女性基本上在中年以上。

为什么仰光大学不允许外国人入内呢?刚才说它相当于北京大学,而且在政治诉求上也相当于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地位。想想近现代北大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位置,就能知道仰光大学在缅甸的象征了。在这个校园里,出现过很多对抗军政府的活动,而且由于8888运动(1988年8月8日,开端于学生运动并蔓延全国,昂山素季就是在这个事件中被确立了在缅甸的位置,最后被军政府血洗。那个,什么,一年后的中国……就是这个……),整个校园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关闭的,就是尽量杜绝学生们的聚集。这种情形一直影响到现在。

当我左顾右盼地出门时,会发现他们的门卫很好奇地看了我两眼,意思好像是这小子怎么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