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手记

按:全文共2万多字,《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十二期刊出。

1979年第一期的《图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曾刊载了一篇后任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先生的《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文中列举了美国俄亥俄州有600多个分馆和90多辆汽车图书馆,“平均2500人一个分馆”,作者同时提出,“但在我国,我认为却不能走由大型图书馆广泛建立分馆这条道路。”

时隔三十多年,再看这篇文章,我感觉它并非已故前辈的妄言或者缺少高瞻远瞩的视野,而是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之真实反映。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国力整体增强的支撑下,中国的图书馆界近年来成绩斐然。成绩的背后,是众多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

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即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任深圳图书馆馆长14年间,将深圳图书馆由一个新兴城市的小馆变成了“图书馆之城”宏大规划的龙头馆。 目前,深圳“图书馆之城”已拥有600多家图书馆和200台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是很难想像的。

吴馆长是图书馆技术应用的有力推动者。无论是RFID还是自助图书馆,深圳图书馆都走在全国的前列。RFID在全国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同时,自助图书馆却得到了业界同行的一些争议。作为自助图书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和专利发明人,即使自助图书馆在深圳的使用情况甚好,吴馆长也仍能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更不赞成在全国盲目地推广。

吴馆长认为深图较多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与深图的文化和历史积淀较弱有关。这位有着很高人文素养的管理者和学者,将自己的人文情怀用在了服务上,除了以技术应用促服务,同时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理念,“服务立馆,技术强馆”。

在开放的服务理念中,他也在思考诸多业内焦点事件后的“民粹主义”思潮。图书馆不能刻意去迎合普通大众,某些看似创新的服务实则为办馆方针的错位及对文明遗产和知识传承的漠视和无知。

他特别强调不能忽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指出:“公共图书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他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开启民智的作用。在教育职能中,阅读推广是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主体,阅读推广工作要引导缺乏阅读意愿的人,训练不善于阅读的人,帮助有阅读困难的人,提供所有人阅读的便利。“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吴馆长热衷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认为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多年来飞速的发展。他发起创立了“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和创办了《公共图书馆》学术期刊,这也符合他以“研究先行”为圭臬的一贯思路。

他同时认为我国理论的研究和事业的发展是西化的影响使然,不能忽视外来思想的作用。无论是技术的应用还是理念的更新,我们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杜克先生的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值吴馆长刚刚进入北京大学求学,那一代大学生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竭力摆脱荒诞的宿命,不再如西西弗斯回身走向巨石,用一己之力去抗争已知的悲剧命运。他们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他们对于中国图书馆的贡献担得起这个社会和时代给予的期冀和信任。

他因为身体原因,于2012年辞去了馆长一职,虽退离管理岗位,却也难做“无怀氏”和“葛天氏”之民,并不得闲。他还要接着完成手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履行几个职位的责任。心系图书馆是他不变的情怀。

访谈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先生手记

全文约2万字,刊登在《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四期。

访谈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先生

顾晓光

2012年11月,“2012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在广东东莞召开,这是我国图书馆界最高层次、最大规模的行业盛会。

对于参与年会具体组织工作的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先生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艰巨的任务,而且是宣传东莞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次良机。同时,也是他南下东莞十年后,交给同行的一份成绩单。

这次年会吸引了近3,000人参加,展览会面积更是高达2万余平方米,这都为历届之最。年会结束一个月后,我访问了李馆长。他自称“行者”,一直走在图书馆实践、探索的道路上。服务无疆、管理有序,在东莞图书馆实施的“区域图书馆集群管理与协同发展模式”被业界称之为“东莞模式”。他认为这种以业务整合、技术支撑和政策保障为主要特点的模式对于其他城市图书馆的适用性比较强,叫什么模式反而不重要。

2012年,东莞图书馆获得了东莞市政府颁发的“政府质量奖”,蟾宫折桂,位列头名,并得到了100万元的奖金,这显示出市政府对他及其团队工作的肯定和褒奖。

他在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说过“技术不是最重要的,但技术是最有效的”。作为图书馆系统开发出身的他,深知技术如何引领和改变图书馆的组织和服务生态。从“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到东莞学习中心,他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十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从24小时自助图书馆到图书馆ATM机,他一直尝试用技术手段,让读者获得更大范围和层级的受益。

他推崇阅读启智,昌明教育。200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在东莞图书馆成立。他现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除了在东莞图书馆践行阅读理念,还致力于图书馆在大众阅读中的影响研究,并且主编了一本以阅读为主题的刊物《易读》。这几年公共图书馆界把阅读作为热点,2013年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也以阅读作为大会主题。阅读理念的传承,教育职能的回归,图书馆社会化的更多参与,让东莞图书馆走在城市图书馆的前列。

李馆长谈到儿童阅读时,并没有特别去讲如何引导儿童去学习文化知识,而是强调教育儿童如何通过阅读,去认识“美”和体会“爱”。东莞图书馆的漫画馆别具特色,这是国内较早专门设置漫画阅读区域的公共图书馆。同时,老馆改建成为少儿图书馆和老年人图书馆。他希望中国传统的老少相携,在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承载。

东莞有“世界工厂”之称,“东莞一堵车,世界就缺货”的调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的地位。该市近年的出口额约占全国的5%,但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文化程度仅为初中(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图书馆者,国民之大学也”。东莞图书馆如何为这些主流群体服务好,是他最基本的考虑。李馆长在强调平等服务理念的同时,也有针对不同群体服务的细化,他说“读者的细分过程就是我们服务深化的过程”。东莞学习中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资源整合和服务的平台,其中有很多资源是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培训。“世界工厂”变身“人才高地”是东莞市政府的愿景,如何提供更加有效的高端服务,李馆长和他的同事们任重道远。

P.S.2012年,我共完成了五位馆长访谈,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另外四位馆长的手记:

访谈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手记

访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手记

访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先生手记

访谈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手记

访谈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手记

2012年11月,我访问了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全文约2万字,将刊登在《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二期。以下是我写的采访手记:

1915年,胡适先生在美国留学时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文化与一个社会发展的命脉息息相关,图书馆作为文化的一种承载,其重要性已无需赘言。听从海峡对岸来京参加北大、清华图书馆馆庆活动的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昭珍女士谈她的图书馆情缘,更加深了这种体会。

陈昭珍女士谈到蒋梦麟先生的《西潮》对她的影响,让她在国中将兴趣转向了人文社会科学,并在大学与图书资讯专业结缘至今。北京大学历史上校长任职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先生以“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中国)近代史”的写作特点,通过《西潮》,透视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和他本人的境遇,展示了那一代学者的人本关怀和文化思考。这些思想影响了四九年后的台湾年轻人,陈昭珍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她在台湾地区图书馆界是一位风云人物,有很多头衔,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常常灰心,永不死心”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教授陈昭珍。

“西潮”让近代中国的“藏书楼”变成了“图书馆”,从“西潮”到“新潮”,历经了几代学人和从业者的努力,中国的图书馆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台湾地区,陈昭珍教授推动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特别是在统一自动化系统和空间改造上,并被同侪誉为台湾地区“公共图书馆之母”。她强调“改就是要改制度”,通过建设和改造公共图书馆,可以改变民众阅读的素质,继而改变民众的素质。

她促成了台湾地区小学图书馆设立图书教师计划,使小学生加深认识图书馆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和信息素养。“让读书永远不打烊”的诚品书店是台湾的一个文化标签,她和她的同仁也在一系列的工作中践行图书馆成为台湾民众终生学习的课堂这一种文化理念。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世纪,图书馆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去定义自己本地化的未来也是她作为馆长所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她在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推行全面品质管理,用企业管理的方式来经营图书馆,形成了图书馆特有的组织文化氛围;并且通过出版和礼品经营等非传统图书馆的文化创意工作来打造台湾师范大学的品牌 ,使图书馆成为大学的知识典藏中心和文化中心。

她在思考数字时代大学图书馆的转型和定位,这也在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中长期计划中得以体现:eSpace,eCollection和eService三个主要的发展使命和愿景。

数字环境下,本地化的发展非闭门造车,馆际合作乃必晓之理、必至之事。她在担任众多职位中,直接主导和参与了台湾地区大学图书馆间的一系列合作,包括联合抵制某国际大型出版商的高涨幅、联合采购学术电子书等。

结束访问后,我们一起用餐 。我向她请教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这时候,自言个性比较浪漫的她畅所欲言,她的文化情怀、不尽之思让我受益良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1937年日本侵华期间联合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先生在《西潮》中谈到这段时期:“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中国近代丧权辱国的根源非来自于“国无海军”,“国无陆军”,而“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冯友兰先生语)”。国之万幸在于一大批学人坚守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吐故纳新的文化理念,近代图书馆的藏书影响了他们,他们的思想也保存在图书馆中,这些通过像陈昭珍女士一样的图书馆员得以交流,泽被后世,荫蔽后人。

访谈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手记

2012年的上半年,我只出了一次差,就是参加苏州大学数字图书馆研讨会和去上海采访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

今年7月份,上图60华诞纪念,期间有一个国际论坛和关联数据的研讨会。现在还在犹豫是否前往。

虽然我之前也访谈过院士和企业的老板,但这次访谈是我第一次访谈图书馆馆长。访谈前,做了2000多字的提纲,生怕搞砸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访谈结束后,心里踏实了,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多谢吴馆长的帮助,知无不言,将访谈的时间延长,满足了我希望的大篇幅、较为深入的访谈。如果不是因为要赶在7月份上图馆庆出版,我甚至希望将稿子再压一段时间,等机会再访一次。

今年计划访谈3-4位国内一线图书馆的馆长,目的是想在这个图书馆变革时期记录一下这个时代的专业声音。如果能够让更多的同仁看到,就更好了。我特别同意葛剑雄先生的一个观点:在文化的“传承”里,要将“传”和“承”区别开来,对“传”要一丝不苟,且多多益善;而对“承”,则只能听其自然。

本次访谈的全文2万字左右,将刊登在《数字图书馆论坛》2012年第七期,月底前OA。第八期刊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的访谈。两种风格的馆长,但有很多共同的观点。

以下是我采访吴馆长的手记

采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所长吴建中先生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想法,正值上海图书馆2012年七月庆祝六十华诞,在这个时候将其付诸实现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是中国图书馆界的风云人物,有三十年馆龄,已做了十年馆长,受过日语、图书馆学以及文学的熏陶,曾留学英国,担任过国际图联管委会和专业委员会委员(2001-2005)、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他除了长期担任上海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外,著作颇丰,是业界高产的学者。这些外在的标签被人提起过多次。

作为后学,我对吴馆长的印象是他有着优秀的职业素养和温文尔雅的处事哲学。早在十年前,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图书馆员曾经去信询问有关一个国际会议的事情,想必他现在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淹没在回复过多次不知名人士的专业询问中。《数字图书馆论坛》正式创刊七年多,刊登过多篇上海图书馆同仁的文章,有的文章就是拜托他的推荐。这次采访结束前,吴馆长特意告诉我,如果说上海图书馆有了一些成绩,也是在他们整个班子领导下集体共同取得的。

作为国内第一家图情一体化的大型信息服务机构,上海图书馆的研究能力在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合并后得到了增强。从《数字图书馆论坛》最近五年刊登过的上海图书馆同仁的文章看,上海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研究上一直走在国内的前列,比如移动图书馆、电子书阅读器、图书馆2.0、DC元数据、古籍数字化等,2011年4月出版的OCLC2010年度报告《图书馆的认知度》的中文版也是上海图书馆同仁翻译而成的。

作为上海图书馆的掌门人,吴馆长和他的同事在这些年建立并完善了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服务体系、上海公共情报服务平台等重要的信息服务项目,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人性化的服务模式,向“世界级城市图书馆”的方向迈进。

在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访谈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吴馆长对于当前国内图书馆界发展的忧虑和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憧憬。“机遇与挑战”,是对过去互联网环境下信息服务多元冲击的思考;“生于忧患”,是对现在的鞭策;而“转型与超越”,是对未来的自信。

今年五月份,吴馆长出版了《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一书,这是他十几年来第一次通过专著的形式重新思考图书馆的发展。他提出了“人”、“资源”和“空间”的图书馆三要素,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用现代化技术方式收集整合全媒体资源和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价值。在“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学界,本书不仅收集、整理了国外发达图书馆的多样案例,而且将大量的篇幅放在探索图书馆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过渡的可能模式,难能可贵。

为了准备访谈,我重新翻看吴馆长在1998年出版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发现书中提到的21世纪图书馆发展的种种可能到今天基本都得到了验证,且在当前还有参考的价值。正如他在此次访谈中所讲的“混沌是永恒的,秩序是相对的”一样,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是永恒的,而现实的应变是相对的。图书馆作为人们终生学习的课堂的使命已渐行渐远,我们现在的努力也许是希望图书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在别处”,那里肯定有一座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