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书权拜小诸侯》的一点说明和序

在2014年4月,《拥书权拜小诸侯——图书馆馆长访谈录》由海洋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任《数字图书馆论坛》执行主编时,为刊物所写的馆长访谈集结而成。

我一直对于白纸黑字有敬畏感,即使在信息泛滥的今天。由于本书稿已经在刊物上分期出版过,所以我对于文字的差错率还是很有信心。但拿到书后,当目前为止发现了两处使我有些郁闷的错误:

一处是第104页“您的77级同班同学力求同在2012年7月……”,应为“您的77级同班同学利求同在2012年7月……”。翻看我的原稿和之前的刊物出版稿,都没有出现错误。我猜想是出版社纠错软件出的问题,将“利求同在”改为“力求同在”;

另一处是第249页我写的跋中落款“2014年2月于北京大学燕圆”,应为“2014年2月于北京大学燕园”。我提交的原稿中为“北京大学三院”,编辑认为三院会有歧义,我也认同,并电话中说明改为“北京大学燕园”,但却最后变成了“北京大学燕圆”。

我很纠结于这两处错误,一是因为将人名写错,二是将地名写错。如果有朋友看书时还发现有如此错误,请告知,谢谢先。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兹恒教授为本书写序,今秋,我将再入师门,攻读博士研究生。

此序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编辑做了一点删减,现附上全文:

《拥书权拜小诸侯》序

当我拿到顾晓光交给我的书稿,并让我为该书作序时,我很感慨。晓光作为《数字图书馆论坛》的执行主编,我知道这是他的工作,但又不完全是他的工作。如果仅仅为了工作,他不需要做那么多功课,亲自去采访那么多内容。应该说,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文化责任所在。

记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当历史的尘埃消散以后,能够使我们名垂青史的,不是政治上的胜利,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对人类精神的贡献。回首人类文明发展史,无论是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所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其凝聚的精神力量和散发的精神魅力,已形成一座座历史标致性的东西,永远矗立在历史长河中,为人类所共有。而图书馆作为文化繁荣和发展的一个缩影,正是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链条和平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图书馆办好了,就等于举起了一面文化的大旗。谁是举旗人?毫无疑问,一定是图书馆馆长。图书馆馆长是图书馆的管理者,爱岗敬业、躬行践履、乐于奉献是其必需的修养。作为图书馆的掌门人,图书馆馆长又是图书馆的灵魂,他们的学识、眼光、胸襟和对图书馆工作爱之、乐之、好之的思想境界,不仅能够被读者感受到,也能够被同行体会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图书馆界成长起来了一批有胆识、有理想、有创新、有作为的图书馆馆长,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新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领军人物。从2012年开始,晓光开始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程”,采访这些处于中国各类有代表性的图书馆领导位置,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图书馆馆长。本书所收录的馆长访谈, 包括了吴建中、葛剑雄、朱强、陈昭珍、李东来、吴晞等,他们每个人都是中国图书馆界的风云人物,他们所创新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一本图书馆工作大全。

很多人想要了解这些馆长们是如何成功的,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们的改革遇到过哪些困难,但馆长们都那么谦虚,不愿过多地展示自己,使得平常人很难获得全面的信息。而晓光与馆长之间的这种访谈则是一种良性互动与人文共识的完美结合。他通过近距离对话中国图书馆界的世纪名宿,触摸一个时代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为我们展示了这些榜样馆长们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即使是图书馆学界外的读者,也能够通过这些访谈进一步加深对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理解。

晓光以自己的真诚与纯粹,使一个个代表性的图书馆向读者展示出了它们的丰厚与深邃;也让读者能够从一位位杰出馆长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和真切风趣的性情记忆中,回溯时代变迁与思想脉动的悲喜浮沉。他所写出的文字,或灿烂,或淡泊,但交流碰撞的现场感有如老朋友在娓娓絮谈。晓光是幸运的,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得到与各位馆长深度对话的机会,转而把丰富邃密的珍贵对话演绎为可资留档的扎实文本。当我读到书中《拥书权拜小诸侯》的时候,已经对晓光的“幸运在场”心向神往,恨不得取而代之以达“借光掠美”的一己之私。

本书集中展现了一篇篇精彩机敏的对话,各位图书馆馆长那种沉静与隐忍的人格星辉于我们如精神粮仓,需要悉心看护,相信对很多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悠长的期冀和关照。就此而言,能够为这本书作序,我同样要感恩这种“职业幸运”,不仅仅是因为我曾经是晓光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我希望这本书可以打开一扇窗户,是针对读者的,了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窗户。让我们听听图书馆馆长如何说,不要想当然。

这本书开了一个好头。

刘兹恒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访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手记

按:全文共2万多字,《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十二期刊出。

1979年第一期的《图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曾刊载了一篇后任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先生的《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文中列举了美国俄亥俄州有600多个分馆和90多辆汽车图书馆,“平均2500人一个分馆”,作者同时提出,“但在我国,我认为却不能走由大型图书馆广泛建立分馆这条道路。”

时隔三十多年,再看这篇文章,我感觉它并非已故前辈的妄言或者缺少高瞻远瞩的视野,而是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之真实反映。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国力整体增强的支撑下,中国的图书馆界近年来成绩斐然。成绩的背后,是众多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

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即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任深圳图书馆馆长14年间,将深圳图书馆由一个新兴城市的小馆变成了“图书馆之城”宏大规划的龙头馆。 目前,深圳“图书馆之城”已拥有600多家图书馆和200台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是很难想像的。

吴馆长是图书馆技术应用的有力推动者。无论是RFID还是自助图书馆,深圳图书馆都走在全国的前列。RFID在全国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同时,自助图书馆却得到了业界同行的一些争议。作为自助图书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和专利发明人,即使自助图书馆在深圳的使用情况甚好,吴馆长也仍能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更不赞成在全国盲目地推广。

吴馆长认为深图较多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与深图的文化和历史积淀较弱有关。这位有着很高人文素养的管理者和学者,将自己的人文情怀用在了服务上,除了以技术应用促服务,同时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理念,“服务立馆,技术强馆”。

在开放的服务理念中,他也在思考诸多业内焦点事件后的“民粹主义”思潮。图书馆不能刻意去迎合普通大众,某些看似创新的服务实则为办馆方针的错位及对文明遗产和知识传承的漠视和无知。

他特别强调不能忽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指出:“公共图书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他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开启民智的作用。在教育职能中,阅读推广是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主体,阅读推广工作要引导缺乏阅读意愿的人,训练不善于阅读的人,帮助有阅读困难的人,提供所有人阅读的便利。“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吴馆长热衷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认为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多年来飞速的发展。他发起创立了“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和创办了《公共图书馆》学术期刊,这也符合他以“研究先行”为圭臬的一贯思路。

他同时认为我国理论的研究和事业的发展是西化的影响使然,不能忽视外来思想的作用。无论是技术的应用还是理念的更新,我们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杜克先生的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值吴馆长刚刚进入北京大学求学,那一代大学生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竭力摆脱荒诞的宿命,不再如西西弗斯回身走向巨石,用一己之力去抗争已知的悲剧命运。他们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他们对于中国图书馆的贡献担得起这个社会和时代给予的期冀和信任。

他因为身体原因,于2012年辞去了馆长一职,虽退离管理岗位,却也难做“无怀氏”和“葛天氏”之民,并不得闲。他还要接着完成手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履行几个职位的责任。心系图书馆是他不变的情怀。

访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手记

在葛剑雄先生2007年三月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前,我知道他是一位知名学者。我有个朋友听说我要采访他,说一定要让我向他问好,因为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我看过葛先生的著作,后来现场听过他的讲座,也从中获益匪浅。在他诸多的社会角色中,最吸引我的是历史地理学的教授。

我有幸与他见过几面,而且与他同行过南非和埃及。在非洲12天的时间,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着很强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知识,而且会不厌其烦地回答我这个后学的种种问题。旅行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加深对一个人的了解,他有着我喜欢的人格魅力:开阔的思维、包容的心态和老派文人的情怀。

他是文革后的第一代研究生,重新求学的时候已经33岁,1981年任职于复旦大学,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是某种典型的八十年代学人,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的话说,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连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为新的学术。

作为一个个性十足的人,他的学者身份和图书馆馆长角色都给他引来一些争议。他做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年后,我曾经问过熟悉内情的同行葛先生做馆长做得如何,得到的答复是他管得有点多了。

我对这个回答一点也不觉得惊讶,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葛先生。他既不会去做名义或者名誉馆长,也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管理者。他有着自己的管理哲学,向上要钱,向下服务。对服务的对象有人本的关怀,对协助服务的同事和领导又有点眼里不容沙子。这在此次访谈中也得到了体现。

今年,由于保安的失职,小偷在图书馆偷走了一位学生的iPhone。葛先生从放弃的津贴中拿出4000多元,赔给了这位学生。他体谅弱势群体的保安,但又要维护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和读者的权益,这是很多人不所知的。

他认为他们进行的还是最基础的服务,图书馆应该有的一些职能还没有发挥出来。他希望人们不要过度地运用新技术,更是反对“唯技术论”,提倡人们将自己空一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节奏不要那么快。但是,他又不排斥技术的应用,而且也是实践派,从做了十年的数字化地图,到现在作为图书馆馆长进行数字化的诸多服务。

同时,他还写博客和微博。他的微博有31万的关注者,主要用来解答专业知识和用户对图书馆服务的问题。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回答一些回复过多次以及非常琐碎的问题,充当了网络信息咨询员和图书馆服务投诉站的角色,这在图书馆馆长里面是少有的。

他反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民粹倾向,从中我能感受到,虽然“卑贱者最聪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更应该吸取之前的教训,用“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更加科学化的服务态度和更加务实的服务方式,合理地进行文化发展的投入。

这位62岁才成为图书馆员的学者,与他所尊敬的导师谭其骧先生有着除了专业之外同样的经历。谭先生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泰斗曾经也是一名图书馆员,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编制馆藏方志目录,兼为袁同礼馆长代笔作些文字,如有些展览介绍。师徒二人不仅在相同的专业上造诣深厚,而且在图书馆员这个职业上也有着一种生命的遇合。

葛先生当馆长后,忙于很多行政事务。他说没有时间好好看书,全是忙杂七杂八的事情。一定要在这一届任期内卸任,不再续聘,给后来人以成长的空间。

访谈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手记

2012年的上半年,我只出了一次差,就是参加苏州大学数字图书馆研讨会和去上海采访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

今年7月份,上图60华诞纪念,期间有一个国际论坛和关联数据的研讨会。现在还在犹豫是否前往。

虽然我之前也访谈过院士和企业的老板,但这次访谈是我第一次访谈图书馆馆长。访谈前,做了2000多字的提纲,生怕搞砸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访谈结束后,心里踏实了,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多谢吴馆长的帮助,知无不言,将访谈的时间延长,满足了我希望的大篇幅、较为深入的访谈。如果不是因为要赶在7月份上图馆庆出版,我甚至希望将稿子再压一段时间,等机会再访一次。

今年计划访谈3-4位国内一线图书馆的馆长,目的是想在这个图书馆变革时期记录一下这个时代的专业声音。如果能够让更多的同仁看到,就更好了。我特别同意葛剑雄先生的一个观点:在文化的“传承”里,要将“传”和“承”区别开来,对“传”要一丝不苟,且多多益善;而对“承”,则只能听其自然。

本次访谈的全文2万字左右,将刊登在《数字图书馆论坛》2012年第七期,月底前OA。第八期刊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的访谈。两种风格的馆长,但有很多共同的观点。

以下是我采访吴馆长的手记

采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所长吴建中先生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想法,正值上海图书馆2012年七月庆祝六十华诞,在这个时候将其付诸实现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是中国图书馆界的风云人物,有三十年馆龄,已做了十年馆长,受过日语、图书馆学以及文学的熏陶,曾留学英国,担任过国际图联管委会和专业委员会委员(2001-2005)、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他除了长期担任上海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外,著作颇丰,是业界高产的学者。这些外在的标签被人提起过多次。

作为后学,我对吴馆长的印象是他有着优秀的职业素养和温文尔雅的处事哲学。早在十年前,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图书馆员曾经去信询问有关一个国际会议的事情,想必他现在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淹没在回复过多次不知名人士的专业询问中。《数字图书馆论坛》正式创刊七年多,刊登过多篇上海图书馆同仁的文章,有的文章就是拜托他的推荐。这次采访结束前,吴馆长特意告诉我,如果说上海图书馆有了一些成绩,也是在他们整个班子领导下集体共同取得的。

作为国内第一家图情一体化的大型信息服务机构,上海图书馆的研究能力在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合并后得到了增强。从《数字图书馆论坛》最近五年刊登过的上海图书馆同仁的文章看,上海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研究上一直走在国内的前列,比如移动图书馆、电子书阅读器、图书馆2.0、DC元数据、古籍数字化等,2011年4月出版的OCLC2010年度报告《图书馆的认知度》的中文版也是上海图书馆同仁翻译而成的。

作为上海图书馆的掌门人,吴馆长和他的同事在这些年建立并完善了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服务体系、上海公共情报服务平台等重要的信息服务项目,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人性化的服务模式,向“世界级城市图书馆”的方向迈进。

在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访谈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吴馆长对于当前国内图书馆界发展的忧虑和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憧憬。“机遇与挑战”,是对过去互联网环境下信息服务多元冲击的思考;“生于忧患”,是对现在的鞭策;而“转型与超越”,是对未来的自信。

今年五月份,吴馆长出版了《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一书,这是他十几年来第一次通过专著的形式重新思考图书馆的发展。他提出了“人”、“资源”和“空间”的图书馆三要素,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用现代化技术方式收集整合全媒体资源和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价值。在“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学界,本书不仅收集、整理了国外发达图书馆的多样案例,而且将大量的篇幅放在探索图书馆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过渡的可能模式,难能可贵。

为了准备访谈,我重新翻看吴馆长在1998年出版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发现书中提到的21世纪图书馆发展的种种可能到今天基本都得到了验证,且在当前还有参考的价值。正如他在此次访谈中所讲的“混沌是永恒的,秩序是相对的”一样,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是永恒的,而现实的应变是相对的。图书馆作为人们终生学习的课堂的使命已渐行渐远,我们现在的努力也许是希望图书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在别处”,那里肯定有一座图书馆。